供给侧结构改革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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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改革什么意思

一、究竟是啥?

从理论源头说起吧。

供给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供给学派基础上发展出新供给主义,主张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如果将需求管理比喻为“西医”,新供给所强调的供给管理更像是“中医”。“西医”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医疗法如文火慢煮,综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未来我国推进新一轮经济改革,应从国际主流的需求管理“西医”方式,更自觉、更积极转向供给方面的改革创新,防止对“西医”过度依赖,采用“中医为主、西医配合”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综合疗法。

面对经济持续下滑,我国没有再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是简政放权,连续下放行政审批权,探索设立自由贸易区,激发市场内在活力,都能看到新供给理论的影子。

已故经济学大师科斯说,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中国学者提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或许已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部分内容摘自新华全媒头条 文章,作者陈二厚,刘铮)

太学术了吗?接下来看看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拿包子举的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

“有一次去芜湖。芜湖有一家据说始建于光绪年间的包子铺。一天早上,朋友带我去那里吃包子,就联想到现在人们讨论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经济的现实是:把“包子”做出来了,但是卖不出去(通常说的内需不足或产能过剩)。

于是,从需求侧做文章,号召人们买包子,并促进包子外销。但从效果看,人们买包子还是不踊跃,而且外销也基本饱和了。这意味着在需求侧做文章的空间已经不大。

于是,目光转到了供给侧。一看供给侧,问题来了。原来包子做的就有问题,好吃的包子很有限,无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

这样,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无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给侧改革,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产品,去库存,消灭过剩的产能)。”

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

二、有啥经验教训?

前面提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给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

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

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