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新诗 朱湘 民谣 艺术形式
论文摘要：随着新诗建设者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开掘，民间歌谣对“新诗”艺术发展的重要参照价值逐渐凸现出来。在艺术实践方面，朱湘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忽视的。他比同期诗人更注意字音长短轻重的交替与变换，更注意诗的形体美与色彩美，呈现出异样的创作理路。透视朱湘的艺术实践，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层面思考如何从民间谣曲中寻找新诗创作的资源。
有关民谣的界说，据英国吉特生(Kidson)说是一种诗，“生于民间，为民间所用以表现情绪；或为抒情的叙述者。他又大抵是传说的，而且正如一切的传说一样，易于传讹或改变。他的起源不能确实知道，关于他的时代也只能约略知道一个大概。”民谣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是调节远古人类劳动步调的声音的再现，寄托着远古人类的情感，“可以说是原始的——而又不老的诗”。
随着人类艺术的不断丰富发展，诗逐渐被文人规范雅化，从民谣中分化独立出来。但是民间歌谣对已经定型的文人诗形态的影响从未停止过。民歌以其真率、灵活的特性不断为文人诗拓展题材空间，丰富表现内容，注入新鲜血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国风”中保存有大量的周代民歌，其不加粉饰直接抒写生活感受的写实手法，成为现实主义诗体创作的源头。同时在《楚辞》中也可以发现部分楚地祭祀乐歌的影子，其独特的方言声韵和浓厚的抒情色彩，成为浪漫主义诗体创作的源头。此外，“两汉乐府”、宋词、元曲和弹词无不带有浓郁的民间气息。从民间谣曲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成为一根贯穿我国诗体演变进程的红线，代代承传。
20世纪初，民间歌谣以其绵厚的情调、灵动的风神迅速进入五四学者的视野并不是偶然的。从本源上说，民间歌谣是一种在“口里活着”的文学，语言上是口语化的，内容上不太受文人价值标准和正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因而能给“白话诗”注入清新活泼的意趣和口语化、现实化的品格。
早在1913年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的《似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就指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辅翼教育。”初步提出了搜集、整理和研究歌谣的意见和办法，显示出民间艺术的重要性，为民间歌谣进入白话新诗奠定基础。虽然人们往往用俚俗、猥亵、不庄重等词语来形容地方民谣的缺陷。但是在一首较好的诗中这些因素是可以净化的，它需要的是整个的内涵。在凤凰人的歌谣中，就传颂着这样生动的句子：“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上埋坟坟重坟；／姣妹洗碗碗重碗，／姣妹床上人重人。”歌谣中巧妙的叠字与复韵、细致的描写、成熟的技巧，为民谣进入新诗创作的视野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随着五四新文学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开掘，民间歌谣对“新诗”艺术发展的重要参照价值逐渐凸现出来。全国各地先后掀起搜集民间歌谣以及地方风俗的热潮。胡适甚至认为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谬‘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与此同时，周作人却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他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手段。与此同时，对民谣的搜集与模仿也一时蔚然成风。刘半农从江阴方言与“四句头山歌”中汲取写诗的营养。例如收入《扬鞭集》的这首《山歌》：“小小里横河一条带，／河过边小小里青山一字排。／我牛背上清清楚楚看见山坳里，／竹篱笆里就是她家格小屋两三间。”诗中嵌入“格”字等方言词汇，为新诗添入乡土色彩的同时也很自然地产生出陌生化的效果，令人感觉焕然一新。周作人模仿儿童谣曲作有《儿歌》：“小孩儿，你为什么哭?／你要泥人儿么?／你要布老虎么?／也不要泥人儿，／也不要布老虎；／对面杨柳树上的三只黑老鸹。／畦儿哇儿的飞去了。”用对话的方式，写出了一个小孩子活泼淘气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诗创作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