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两万多亿的GDP，有四五千亿的工业产值，这些在京津冀来讲不算什么”，刘伯正分析，但是北京更重要的资源是它的科技创新资源，这对整个京津冀地区都是个聚宝盆。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要进行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还要进行制度结构的调整。
1月6日在河北保定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上， 北京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北京市协同办副主任刘伯正如是说。
刘伯正解释，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不是简单的打通几条断头路，也不是简单的搬迁几个企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有着深远的考虑，涉及到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力的布局等一系列问题，也将深刻变革1亿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北京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表示，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必须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用体制机制创新建立适宜的生态关系。比如企业的疏解转移也要尊重企业的实际意愿，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服务与引导。政府应该在三力统筹上做工夫，一拉一推增长企业转型动力。
京津冀协同涉及经济、空间、制度三大结构调整
刘伯正指出，京津冀三地正朝着目标同向、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方向迈进。这一过程涉及到三个层面深刻的调整。
首先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刘伯正指出，京津冀三地都有自己的经济结构，但是加在一起不协调。比如说北京科技创新中心走的是高端路线，高精尖产业结构，而河北的产能过剩和结构过重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
“北京中关村科技创新成果一年几千亿的技术合同交易额，在京津地区转化不多，大部分是孔雀东南飞蛙跳式的转型，所以区域协同性不是特别合理。”刘伯正说。
其次是空间结构的调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称“纲要”)中提出“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三轴就是京津塘、京津、京保石。刘伯正认为，这三个轴向是对未来发展的谋篇布局。国家将来的生产力布局、城镇化、人口、产业等要沿着这三个轴向分布。
“多节点是什么意思?就是河北一共11个地级市，这11个地级市均是节点城市，所以叫多节点”，发改委国土所所长肖金成分析，但是河北11个地级市，没有一个可以与北京、天津相提并论，所以要通过增长极的培育，让这些节点能够提高，总量做大，质量做强。
第三是制度结构的`调整。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到大量的体制、机制、政策和管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