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充满朝气与活力的，那么关于五四的征文要怎么写呢?下面小编整理了五四青年节系列征文，供大家参考，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五四青年节系列征文【一】
我至今还是觉得青春是个很高大上的词汇，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农家孩子，除了读书写作业就是下地干繁重的农活，青春似乎离我很远很远。
从小我就比较愚笨。上小学时总是顾不住自己的行李，看比赛坐过的凳子一站起来就忘收了，老师讲过的课一会就忘了，尤其是脑筋不会转弯，数学应用题一道题都不会，气得数学老师点着我的小脑瓜吹胡子瞪眼。升初中考试啥也不会，一张卷子上没写什么内容，自然没有升得上，只好留级。留级后，才开始有了羞耻之心了。那时候特别羡慕邻村的男生胜军，他不但每一道数学应用题都会，在学校外边的池塘里游泳还是踩水的高手，老师待见，连女生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我暗暗下定决心，再也不能吊儿郎当了，要好好学习，把数学赶上去。一九八三年我考上了本村的初中，那一届是个独班，四五个村子的五六十名学生聚在一座教室里，彼此之间的陌生感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许多，青春也许应该从这时候开始吧，虽然还是青涩的。
我非常珍惜上初中的机会，六块钱的学杂费家里拿得很是勉强。可是数学还是不怎么样。从平阳城、鲁邑寨小学考过来的原星、雨止、晓镇等同学的学习劲头特别大，然而却对英语却十分挠头。由于我们村小学开过一段英语课，英语单词对我而言就容易多了。在这种优劣势的平衡下，我在班里的排名还不算靠后。那时候我的邻桌雨止的数学相当好，我总是向他请教。但是次数多了，雨止也有不耐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搬着凳子在教室前面拉开阵势进行期末考试，我多次向雨止打暗号求救，没想到雨止表情夸张地又是皱起眉头又是摇脑袋，我只好干坐在那里，无奈地咬着笔杆，东瞅瞅西望望，抓耳挠腮难受极了，要知道期末考试非同一般，那是要排名次发奖状的，心里埋怨雨止不够意思。也许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雨止答完卷子交卷的时候还是扔过来一个小小的纸蛋。
到了初二年级，我的数学仍旧不好，英语也没有优势了，还加了一门物理课，班里排名很是一般。由于那时候学习方法不多，主要靠背诵，尤其是地理、历史、政治等小科目被我背得滚瓜烂熟。老师的教学方法也不多，大都是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唯独地理老师不一样——他总是让我们看地图，看完了自己背诵去，跟现在的“自主学习”差不多，我总能被地图上的那些纵横的山脉、蓝色的河流、各具特色的城市、奇形怪状的区划所吸引。所以也是靠着这些小科目制造的总分优势，硬是把我推到了班级排名的上游，放假的时候心里美滋滋的。
放假后一到家里，心情却忧郁起来。那一年父亲患上了坐骨神经痛，疼得直不起腰来，除夕那天我俩赶着毛驴车，到外乡一个村卫生所里给父亲进行电疗。看到卫生所那家又是打扫院子又是张贴春联，一派过年的气氛，心里特别羡慕。过了年，别人家责任田里的麦苗早已经浇过返青水了，我们家的还在那里旱着，多亏大姑把她家里的机器拉到机井旁，帮我们完成了春灌。那时我家的粮食也遇到了青黄不接，困顿的生活让我的内心沉重了许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正视学习问题，有了依靠上学改变命运的想法。正好高年级有一名女生依靠刻苦学习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了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榜样，也在我的心里悄悄萌发了嫩芽。
初三时候，班里来了几个复读生，给我们应届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我们暗地里展开了学习竞赛。原星、晓镇为了学习英语，把收音机都带到教室了;雨止到校的时候总是带几个大馒头和咸菜、豇豆，这样中午就不用来回跑几公里的路回家了，而且文具盒里常放着辣椒，上课想打盹的时候舌头舔一舔刺激一下，甚至用圆规尖扎一扎手指头。我是本村的，比起邻村同学还是有时间上的优势——放学到家里饭好了就吃，没做好就等一等，一看还没有做直接从馍筐里抓一个大蒸馍转身就走。到了学校，拿起书就往学校操场西南角的一片密密的小树林里小声背诵——那是我们学习的乐园。可是胜军的学习成绩却渐渐滑下去了，他好像没什么目标一样，而且还和占青打了一仗。胜军给班里的女生冬颖讲解数学题，占青不怀好意地哄笑起来，胜军好像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把占青的衣服都扯烂了，等我急匆匆从小树林里跑到教室的时候，已经被同学拉开了。那时候，原星、晓镇也有了荷尔蒙的味道了，学习不怎么专心了，毕竟已到束发年龄。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几个是很遗憾的，因为思想上开小差就荒废了美好的上学前景，正像作家柳青说的：“我们的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临近中招考试，几个学习拔尖的同学，在班主任陈老师的带领下，到县城先参加了县第一高中的选拔考试。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县城，第一次吃上三毛钱外加二两粮票一碗的喷香的鸡蛋西红柿炝锅面!第一次从招待所门口的一个小黑白电视机上看到了相声演员的幽默表演;第一次在县城的街道上迷了路又觉得十分好奇——县城有着神秘而浪漫的色彩。选拔的结果是我们一个也没被选上。紧接着中招考试过后，雨止作为应届生竟然考上了省里的一所财会学校，一时轰动学校。我和同村的冬颖报考的师范学校虽然经过了体检，可是最终都因为差了几分没能进入面试。原星去河北学厨师了，胜军去省城当了学徒，晓镇到县城供销社干了临时工，还有的上了乡里的高中，大多数回家帮父母种地，我们好几名跳一跳能够得着桃子的同学很不甘心，决定留下复读。
那时候，父亲对我是没抱什么希望的，他总想让我早早下学帮他种地，减轻他的负担。可是我的叛逆劲儿上来了，就是不愿意种地。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给自己瘸腿的科目定了十分苛刻的计划——数学课本上的每一道题都要重新做一遍，英语课本上的每一个单词都要会写，物理的力学、光学、电流等头疼的问题和化学里面的反应式都要准确无误地学会，政治全册都要会背。那时农村的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课外辅导资料，全靠挖课本上的资源学习，课本被翻得黑兮兮的连页码都不全了。那一年，真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连入团这样的大事也顾不上写申请了，只是坐在教室里最后一组埋头学习。头发总是乱蓬蓬的，我的那个四条腿的木凳子被我坐得摇摇晃晃，柴油灯的油烟总是将乡村的夜晚拉得悠长。父亲看到我这么用功，他的疼痛也渐渐好了起来，就不再派我农活。中招前夕，学校提前为我们报考师范的几名同学做面试的准备——安排改英老师为我们辅导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歌尤其是由叙述向抒情转换的地方“啊——每当想起您”这一句的旋律怎么也唱不会，改英老师不厌其烦地反复教唱，我终于学会了“咪发嗦哆，西嗦嗦拉咪”的音高和节奏，至今这首歌的旋律还在耳畔回响。中招分数下来之后，从学校传来好消息，我和冬颖考上了师范学校，柳彬考上了外地的一所农校，很有希望而且特别向往当老师的云卿、格谦、闵红却落榜了。
考上学，对于家里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可是，这一年大哥高中毕业，去了市里的一家汽车维修厂当了学徒，大妹也早早帮助家里干农活了，尽管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可是又没有办法。
刚到师范学校，听着来不同地区的方言，过着大集体的生活，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虽然寝室、教室、食堂都还是简陋的大瓦房，可是处处都散发着师范学校浓郁的艺术气息。音乐、美术、体育都有专业的老师，学校成立了音乐舞蹈队、书法班、体育队、文学社等许多团体，我是多么想加入这些班啊，可惜我的个子非常矮小，嗓子沙哑没有高音且带着忧郁的色彩，文学方面课外阅读几乎是零，只有小时候看过《小八路》之类的小人书，借阅过同桌一本残缺不全的《闪闪的红星》，所以文艺几乎和我沾不上边。但是学校开设了许许多多的课程，除了数学、几何、物理、化学以外，文选、语文基础知识、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甚至还有口语交际课。这么多的课程让我眼花缭乱，其中最感兴趣的还是语文基础知识和口语交际课。语基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很有趣的先生，又黑又瘦，华发乱蓬蓬的，目光却特别有神，那些枯燥的语文基础知识总能被他讲得生动形象，兴趣盎然。课余时间我也常常从图书馆里借阅书籍打发时光。不知为什么，我总喜欢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暴风骤雨》《创业史》《铜墙铁壁》等许多表现社会发展变迁的小说，还有一些名家的散文。读着读着就产生了写作的冲动，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写好，以为诗歌、小说才是文学。有一次去县城的老城区转了一圈，看到残缺的老城墙、高耸的明福寺塔和低矮古旧的老民房，就用叙述的口气写了一篇作文，被教文选的老师批了一句“像听一位老太太说着絮絮叨叨的话”的评语，虽然批语很中肯，却给了沉重的打击。对写作也不自信了，再也没有勇气写下去。
师范学校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许多同学表现得都很浪漫，学说普通话的，交朋友的，吹笛子的，弹吉他的，参加唱歌、书法、运动会比赛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想起哥哥在城市里当学徒的艰苦生活，我的心情总是陷在忧郁伤感之中。那时候我是班级里最不活跃的人，很多时候是个沉默寡言人。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只有努力学习，争取排到前五名拿到最高四十元的奖学金，四十元相当于乡村民办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了。多少年来我觉得三年的师范时光虽然有很多遗憾，可是学知识了，长见识了，有了老师的样子了，想想还是非常欣慰的。到了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开始实习了。我和冬颖、禾月，还有王杰、刘魁等人，到我们邻村的一所小学实习。禾月既有女孩的纯洁、优雅和善良，也有男孩的热情、义气和担当，经常邀请班里的同学去她家的果园摘杏。她是我们班的才女，成绩总是第一名。这次实习的学校，距离禾月的村子最近，也就三四里的样子。王杰和刘魁都是邻乡的，不过他们的村离这所学校也不是很远，也和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实习。冬颖的家在我们村西头，冬颖说谁吃饭早谁去对方家里一块去实习的学校，可是经过几次的你来我往，村里就有了议论，再也不敢一块去了。
大家的到来，给实习的那所小学带去了青春的气息，老校长为我们五个人分别指定了指导老师。我的指导老师是一位年轻的代课女老师，在学生面前落落大方，散发着青春的气息。相比较而言，我倒是显得拘谨。第一次备教案，一节课几乎备了一天;走上讲台，不敢看学生，老是红着脸盯着教案。不过孩子们天生喜欢新事物，他们对于新老师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地热情，下课总是围绕着我转来转去。是因为我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少吧，或是我的脸上总有亲近他们的笑，也或许是我的说话有点柔和，不得而知。刘魁的指导老师也是一名代课女老师，她和我的指导老师都是县一中的毕业的。她们俩是小学校长邀请过来当代课老师的，这是家乡对这些高考落榜学子最温暖的慰藉。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实习阶段就要结束的时候，师范学校的班主任老师通知禾月和我，参加省里师范大学的推荐选拔考试。可惜我们俩都没有被选上。我觉得禾月应该可以的，她的成绩尤其是数学一直是班里的佼佼者。可是这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尽早参加工作，这也是那时以民办教师为主的乡村教育的迫切需要啊。
毕业的时候，同学们填写纪念册、合影留念、互送礼物、挥泪话别，各自返回家乡，成为乡村充满活力的青春音符。那时候，我的初中同学中，原星已经成为能独立开饭店的厨师，雨止财会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企业做了会计，胜军已经在省城一家汽配店成为业务骨干，柳彬分配到了乡政府，我的哥哥也成了带徒弟的师傅......八十年代，那些曾经青涩的岁月在艰苦的奋斗中绽放出了别样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