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生卒年不详。姜太公的先祖曾封于吕，故以吕为氏，又称“吕尚”。此外，在先秦文献中还称他为“太公望”、“吕望”、“吕牙”、“太公”、“师尚父”等，后世则俗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是我国商周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西周文、武、成王三代的主要政治、军事宰辅，史称其“佐天子为圣臣，治邦国为圣君”，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卓著功勋;同时，他也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封国之一———齐国的开国始祖。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和军事谋略，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暮年大任 助鼎天下
关于姜太公的家世，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考证，一般认为他的远祖是炎帝神农氏。《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其后，姬、姜两姓即累世联姻，成为两个血亲关系极密切的部族;在姬周政权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姜姓部族一直是周邦最为得力的羽翼。《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可见，姜太公的先祖在虞舜时曾任“四岳”(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之事的官长)，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或申(都在今河南南阳一带)。而太公这一枝经过不断的发展和迁徙，仍以封姓吕为氏，所以姜太公又称吕尚。
关于姜太公的出身之地，史料中都没有确凿可信的记载。《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章都提到姜太公“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他是“东海上人”。但这些说法都很笼统含糊。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得较为明确：“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水经注·齐乘》也说，“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汉代的“海曲”在今山东日照一带，“莒州”也在今日照下辖的莒县一带。据此，一般认为姜太公的出身之地在今山东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
姜太公的家世是显赫的，但是其出身却是低微的。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提到他遇周文王之前曾经做过不得志的屠夫和小商贩。《战国策?秦五》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尉缭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韩诗外传》说：“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汉代刘向的《说苑?尊贤》也说：“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这些文献虽然语焉不详，说法不一，但是大致都透露出姜太公垂暮之年还曾在棘津做过卖吃食的小贩，在朝歌当过屠夫。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姜太公曾经是夫入妇家的赘婿，后来因为不擅生计而被老妇逐出家门。《战国策?秦五》说他是“齐之逐夫”，高诱注解说是“为老妇之逐”，即姜太公是作为赘婿被老妇逐出的。刘向也说“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说苑·杂言》)，最后被老妇逐出家门，所以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说苑·尊贤》)。
还有一些文献提到，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曾经在商纣王朝中担任过官职，后来因不满商纣王的暴虐无道而离开，过了一段游说和隐居生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西伯。”至于姜太公事纣、游说和隐居的具体细节，历史文献中都鲜有提及。
姜太公的大半生一直很不得志，可以说是怀才不遇。直到在大约七十岁之后遇到周文王(西伯姬昌)时，令他大器晚成的历史机缘才姗姗到来。
姜太公遇文王的具体情况，仅《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记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除了上引姜太公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归顺西伯的说法之外，“渭川坐钓遇文王”的说法更具有传奇色彩：“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钓渔奸(通“干”，求取)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出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一个“奸”字表明了姜太公垂钓渭水是有预谋的，其真实意图不过是等待文王的到来。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另一种说法则说吕尚原是不仕之士，隐居在海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yǒu)里的时候，其手下的大臣散宜生、闳夭等素知姜太公的才智，就去召请他。姜太公也听说文王有贤名，尊长者，欣然应召。三人设计献美女奇物给纣王，终于将文王赎了出来，使文王得以返回邦国。
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姜太公归周后，才真正得遇贤主，得以施展其非凡的文韬武略，成为文王、武王及成王三代最主要的政治、军事宰辅。
周文王从羑里返回邦国后，姜太公出谋划策，辅佐他内修文治，外树武功，为伐纣灭商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齐太公世家》说，“周西伯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意思是说，文王自?里脱身回来后，与吕尚密谋施行德政去推翻商朝的政权，这些事大都体现了用兵的权谋与奇妙的计策，所以后世谈论用兵及周的权术都推崇姜太公是主要的策划者。根据历史文献，周文王当时采取的策略，主要是表面上对商纣无比恭顺而暗中则积极进行反商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对内推行德政，修德爱民，如开仓赈济鳏寡孤独等;对外一方面争取虞、芮等小国的拥护，一方面则出兵灭掉崇、密须、犬夷等商朝的附庸国;同时，大力兴建丰邑，使周的势力悄悄向东发展。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逐渐蚕食和削弱了商纣的统治，使周的势力范围得以极大的扩展，为武王伐纣灭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切，大多出自姜太公的谋划，正所谓“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齐太公世家》，以下只注篇名)。
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继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周本纪》)。此后，姜太公继续辅佐周武王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参与策划和指挥了反商伐纣的军事行动，为西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九年的时候，曾经进行过一次反商伐纣的军事预演，在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结成了反商大同盟。“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为了试探诸侯是否听从号令，军队出发时，姜太公手执黄斧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水兽名，这里指掌管舟楫的官名)，集合你们的部队，给你们船只，迟到的斩首!”到了盟津后，诸侯事先未经约定而前来会师的就有八百家，并一致认为可以讨伐纣王。由于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这次并没有真正展开伐纣的军事行动。不过，通过这次试探性的会盟，姜太公实际上是协助武王成功地组织了一次伐纣的军事演习，联合诸侯，结成了反商大同盟。
两年后，商纣王残忍地剖杀了贤臣比干，囚禁了贤臣箕子，进一步暴露了其暴虐无道的本性，武王伐纣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可是，出师前进行占卜的结果却不吉利，而且暴风雨大作，大臣们都感到恐惧。只有姜太公不迷信龟兆和天象，说“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论衡·卜筮》)，认为枯死的龟骨和蓍草哪里知道什么凶吉，坚决劝武王出兵。于是，武王出师伐纣，在牧野与商纣进行了大决战。《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武王会集诸侯兵力四千辆战车陈师于牧野，纣王也发动大军前来拒敌。武王先派师尚父带领百名勇士冲入敌阵挑战，然后以大部队冲向纣王的部队。最终纣王大败，登鹿台自焚身亡。可见，在武王伐纣从谋划、决策、出征到败敌的全过程中，姜太公都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和才智，不仅是文治武功兼具的领兵主帅，而且也是身先士卒的战场勇士。《诗经·大雅·大明》这样赞颂牧野之战中的姜太公：
牧野洋洋(牧野战场多宽广)，
檀车煌煌(兵车鲜明而堂皇)，
驷騵彭彭(战马威武而雄壮)，
维师尚父(我们的统帅师尚父)，
时维鹰扬(真像苍鹰在飞翔)。
灭纣之后，武王采取了一系列做好战争善后工作以及稳定民心、巩固政权的措施。他一方面散发商纣囤积的钱粮，赈济贫民，即所谓“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另一方面，“封比干墓，释箕子囚”，以争取人心。同时“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除旧布新)”。所有这些，也是“师尚父谋居多”(《齐太公世家》)。
周武王推翻商纣、定鼎天下以后，对功臣谋士和宗室进行了大分封。《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由于功勋卓著，姜太公被作为第一号功臣，封在齐地，建都营丘(今山东临淄东北)。之所以将他封到齐地，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姜太公本是东海一带的人，二是当时齐地是东夷(东方各部落)杂居的地方，在周的政权刚刚建立之时秩序尚未完全稳定，要依靠他去治理，以达到“以蕃屏周”的`目的。
据《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太公带领随从和兵士前往封国的路上，夜宿旅舍，走得很慢。旅舍的主人在外面议论说：“时机难得而容易错过，这些客人睡得很安稳，大概不是去封国就任的吧。”姜太公猛然惊醒，穿上衣服连夜赶路，天亮时就到达营丘。果然，营丘附近的莱夷人前来攻打。原来周政权刚刚建立，还未及安定远方各国，所以莱侯趁乱前来争夺营丘。幸亏姜太公及早赶到，击退莱人，建立齐国，为西周政权在东方开创了一个稳定的局面。
周武王平定天下后两年就去世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周成王即位。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担心天下人趁机反叛周室，就代替成王摄政。这时宗族内部就有人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干出不利于成王的事情。同时，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也勾结原是被武王派去监督他的管叔鲜、蔡叔度等人，觊觎王位，蠢蠢欲动。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周公首先寻求姜太公等老臣的支持。“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退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反叛)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鲁周公世家》)正是在姜太公等老臣的理解和支持下，周公才得以安定了内外人心，稳住了局势。后来，当周公准备东征去平定武庚、管、蔡叛乱的时候，又派召公?以成王名义命令姜太公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太公世家》)
姜太公很好地完成了“以蕃屏周”的重任，支持周公摄政讨逆，为稳定西周政权、维护天下一统做出了重要贡献。
姜太公封齐之后，对齐地进行了精心的治理，经过一番艰苦的创业之后，逐渐建立了一个强大而富庶的东方诸侯国，并开创和形成了独特的齐文化传统，由此成为齐国的开国始祖和齐文化的奠基人。
根据史书的记载，齐都营丘一带原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出产不多，人口稀少。《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xì，盐碱地)卤，人民寡。”《汉书?地理志》也说：“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在这种情况下，姜太公本着务实的原则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齐太公世家》)和“尊贤智，赏有功”(《汉书?地理志》)等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齐国。在政治上，他大力推行“尊贤尚功”的治国方针。《吕氏春秋?长见》记述了一段姜太公和周公旦关于如何治理自己封国的对话，与周公旦的“亲亲上恩”不同，姜太公提出的治国方针是更注重实际效用的“尊贤尚功”，也就是尊重贤者，推重功业。在文化上，他则因地制宜地提出“因其俗，简其礼”，也就是尊重当地风俗，简化礼制，实行文化宽容政策。在经济上，他提倡商业和手工业，并利用齐国的沿海条件，发展渔盐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终于将齐国建设成为一个实力雄厚而且“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货殖列传》)的东方大国。同时，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他将形成于西方黄土高原的周文化与呈现出浓厚的滨海特色的东夷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