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爆发的“洛杉矶中国留学生绑架案”，已然成为丑闻。依美国法律，翟某等成年绑架、虐待主犯，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刑罚。而6名被告留学生当中的一名学生家长，更因事后涉嫌贿赂证人被捕。
在网上，除了谴责暴行，很多国人认为，如果不是在美国，这些暴行恐怕不会受到这么严厉的惩罚，“你狠，有美国治你!”施虐者的辩护律师也认为，这些女高中生之所以犯下重罪，是因为对美国特别是加州刑法“太不了解”，言外自有“如非在美，本不至此”之意。律师还转述被告人翟某的话说，在她看来，这不过是在校园司空见惯的学生恶作剧或打群架之类的小事，被发现后最多是被训斥一顿或者是记过，连开除学籍都轮不到。
刚成年的留学生犯下大错，自有家教缺失、年幼无知因素，但不同法律体系司法实务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那位贿赂证人的家长所为，更体现了这一点，因为“靠钱搞定”，确实多少符合国人的日常经验。
与《美国量刑指南》相比，中国刑法中对人身伤害罪的量刑偏轻，给法官的裁量权也偏大。真正可能造成国人对法律敬畏不足，并间接导致部分国人出国后“法制水土不服”的，应是近两年中国司法界广为关注的“过度调解”现象。
调解，常被称作“私了”，被称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资源。调解在中国司法体系中的地位几经沉浮。在21世纪初，特别2006年后，调解复兴，民事诉讼的调解率在许多地方已经超过70%，不少地方甚至超过90%。
在此过程中，司法实务界也出现了过度强调“调解优先”现象，推行无条件“调解优先”的倾向。调解被无原则无限扩大，调解能力被等同为司法能力，甚至强迫调解，久调不决，对当事人诉讼权利进行限制。
《人民法院报》曾刊文称，过度调解“背离了制度初衷，加剧了执行难，损害了司法权威”。过度调解的副产品尚有“过度维权”，因为“调解”既不以法条为首要出发点，就要考虑“社会影响”，那么谁能“闹”，谁能纠集更多人闹(法不责众)，就可能获得更多利益。
而与此次美国虐待案程度近似的行为，在中国并不鲜见。搜集了近三个月发生或曝光的、媒体公开报道的17起严重校园侮辱事件，许多案例侮辱手段之残忍，让人瞠目结舌。而这些严重侮辱事件中，一半都在教育机构内部解决掉了。即使事情闹到了公安机关，也以束手无策居多。施暴人大部分是16岁以下的孩子，别说追究刑事责任，就算是治安处罚，也基本是没有的。
到诉讼阶段的很多案件也都以调解收尾，并作为正面典型。“调解成功”，在很多案例里，只是体现为用赔偿金钱数额替代刑罚力度，而这似乎不能都归因为被害人或家属“见钱眼开”。有些时候，甚至还没到法院，在派出所调解阶段就把事情“解决”了。
民事诉讼调解率达到70%甚至90%，这无疑会塑造国人对犯罪后果的普遍错误认知。那么，如前所述，犯罪者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家长试图拿钱“摆平”，就不仅是法律意识淡漠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甚至多少是“合情合理”——水土不服，自是难免。司法实务中的过度调解已与良好初衷南辕北辙，宜响应业内呼吁，及早矫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