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不仅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587年的历史事件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换一个视角来解读历史，世界变得更立体。下面是本站小编收集整理好的《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欢迎阅读本文!
书名：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译者：无
出版者：中华书局
版次：北京第一版第一刷
读书笔记(开始时间：20151231)
1.是哪类书：历史书
2.主要内容：本书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3.主要观点：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4.要问的问题：什么原因导致明清中国的落后。
5.书的结构：写万历十五年明朝典型的几个人：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的经历。
6.重要的单字：道德、法律、文官集团。
7.重要的句子：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8.作者的论述：
自序
原文为英文，由作者自己译为中文。
结论从材料中来。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作者不同意在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的观点。
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书中的人物，都没有好结果，这不是个人原因，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大家都是制度的牺牲品。
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也与之前的史学界有出入。
本书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第一章 万历皇帝
本章讲万历皇帝从当政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情况。由万历十五年一次由于官员误传皇帝要上朝导致混乱的事件说起。万历皇帝即位时尚年幼，主要又翰林院大学士张居正和太监太保冯保来辅佐。头十年干得还不错，但两个人也因此独揽大权，招致其他人不满。张居正死后即遭清算，冯保也被发配。到万历十五年，皇帝终于真正掌握了权力。但是朝廷里还存在着争斗，主要是倒张的势力，有人图名，也有人图权。
第2章 首辅申时行
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对官场的认识比张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他要对付的主要目标不是百姓，而是整个由读书人组成的文官集团，要把这些人凝聚起来，靠的是儒家的道德伦理，而且不能触犯其利益。张居正就是因为太跋扈，弄得“官不聊生”，最后才被清算的。所以他奉行中庸、调和的为官方式，开始几年处理得蛮好，虽然也曾被弹劾，但平安无事。
(写得好像现在的官场!不过作者说了他只是写史，并没有含沙影射。)
第3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由于万历皇帝废长立幼的企图被文官们集体阻止，他又没有其前辈正德帝那样御驾亲征，不顾文官系统掣肘的勇气，只好奉行无为的策略：即对跟官员升迁任免的所有事务一概不做决定(包括推迟立太子，还因此导致申时行卸甲归田)，使得文官们只能退不能进，仕途无望。这一报复措施使文官集团失去平衡且难以恢复，这给王朝带来了危机。作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就是文官系统“以德治国”，即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伦理，而没有明确严密的法律，更谈不上严格依法办事。因此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文官系统，而他们对皇帝服从的前提就是皇帝必须作为道德上完美的代表(即代表“天”)，具体体现在各种繁琐的礼仪规定上。皇帝必须遵从这些礼仪才能赢得文官系统的支持。因此皇帝是没有多少主观能动性的。这种“潜规则”在加上万历帝本身的性格，就导致这种局面了。
(看来帝王的性格的确有很大影响，近世的毛帝也是这样，结果害死数千万人。这也是本朝政治体制不完善的表现吧。)
第4章 活着的祖宗
本章通过申时行在当了八年半首辅有告老还乡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总结了他干的主要的事，比如治理黄河，处理边患，给万历帝修陵等，主要写万历帝怎么被架空，成为一个工具，而无法施展其抱负，充当活着的祖宗。
第5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讲海瑞在前一位皇帝(嘉靖)时敢于直言，后来被参了以后罢官了，万历又把其提起来，还是不适应，被皇帝称为“迂戆”，最后病终。作者认为他以一个人想要恢复明初洪武帝时的体制和规定，已经不适宜了。最主要的，那时的法律是行政工具，而不是保护被统治者的。对于非刑事案件，行政长官(也是司法官员)是不大管的，主要靠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绅。
第6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明朝的军事制度，已经落后很久。但是由于明朝重文轻武，文官把持军政大权。而文官集团并无动力来打破其静心维护的平衡。由于沿海倭寇骚扰，朝廷不得不重用戚继光施展其抱负，但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维持的平衡，在戚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戚即遭清算，最后不得善终。而明王朝也丧失了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最终被满人击败，亡国成为必然了。
第7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思想家李贽，由于思想特立独行，被抓入狱，最后自杀身亡。李贽是儒家的信徒，其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李贽始终不回故乡，甚至还出家，作者认为是因为他不想陷入宗族责任的纠缠中。李贽认为“穿衣吃饭，既是人伦物理”，这与其的供养者的长兄相矛盾，最后两人翻脸，互相对骂。李贽和耿定向的政论，基于人性的善恶。孔子并没有具体说明人性是善是恶，孟子才提出了性善论，这主要是因为两个人面对的时代环境不同。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从汉朝开始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到十世纪以后，即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巨大变化：经济中心由华北旱田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内部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由豪门大族垄断改变为与士绅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改变使得统治思想必须进行一定的改变，以适应统治阶层的变化。针对这种需要，诞生了宋代朱熹的理学。朱熹的理论强调格物致知。与理学相对的，是明朝王守仁的“心学”，认为宇宙的伟大与完美，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李耿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心学和理学的矛盾。
对统治者，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则王朝的安全会立即受到威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挂念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李贽最后被捕入狱，与此有关。李贽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变通。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
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祥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是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私自利为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附录二《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得到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从书中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上面是一块大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从大历史的观点来看，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是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的;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例如：①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作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②民国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力量还没有产生，只能靠私人军事势力撑持。③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④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
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
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
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式，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形势。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说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发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
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英文版序言
谴责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不是要否认全部的中国文化。历史学家重新检讨过去的错误，以期为将来提供前车之鉴;但同时也提醒读者，要保存有价值的事物。
9.作者对问题的解答：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10.我对作者解答的评论：
作者的“大历史观”就是站在较高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而不是陷入细节。作者认为用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道德而不是法律来治国，导致了明朝的失败。原因是道德是简略的，保守的，不能适应王朝的新环境。这个观点能说得过去吗?看看近代以来，五四把孔家店给砸了，但并没有树立起新的全体知识分子都接受的道德伦理秩序，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想。彼此之间真刀真枪的干上了，一直到本朝建立。但是本朝也跟之前历代一样，树立了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前30年的实践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似乎就是作者总结的那个：以指导思想代替法律，而指导思想与现实脱节，导致人民无所适从。也与世界潮流脱节。然而后三十年多年呢?似乎强调法律是最近几年的事了，之前还是政治挂帅，或者是所谓“猫论”，也即无为而治。所以作者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值得学习，但是结论不一定对，或完全。另一个问题：第一章写的那个由于官员误传导致众官员以为上朝所造成的混乱的故事，是什么用意?后面的章节完全没怎么提这个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