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古代应用文体的碑记，通常是记述死者的姓氏、籍贯、出身、经历、生卒、年寿及其子孙的大概情况的。
《五人墓碑记》的作者张溥突破了一般程式，大胆地取舍，立足于历史斗争的高度，突出赞颂苏州民众，特别是五位义士反抗党的斗争精神，深刻阐发了“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重大意义”，对这场抗暴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实际上为这场斗争做了个总结，这就是作者构思这篇墓碑记的出发点。
具体来说这篇墓碑记不同与其他墓碑记的地方在于它浓郁的政治色彩。因为五位义士是在反阉党斗争中牺牲的，作者站在当时的进步社团复社的立场上，再歌颂他们“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斗争精神的同时，又严厉地批判了阉党的罪恶行径及
附逆者的'卑劣品质——这种对比的论述方式是贯穿全文始终的。
其进步意义表现为：一、作者站在反对阉党，支持群众抗暴斗争的政治立场，歌颂了五义士“激于义而死”的精神，同时也看到了群众斗争的巨大力量；反映、歌颂群众的伟大斗争，这是很可贵的。二、张溥领导的“复社”，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文社。他们提出诗文应该反映时代，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作品要为政治斗争服务。文章所体现的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对后世作文有相当的影响。
鲁迅先生发表于一九三四年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中记述了颜佩伟、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的“蹈死不顾”，他们正是鲁迅先生所称的“中国的脊梁”。
现在看来这篇碑记还是有它时代局限性的：
一、作者所主张的“义”（“激于义”、“激昂大义”等），是站在反阉斗争的立场上，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为人民的事业奉献一切的“正义”不可相提并论。
二、作者看不到明王朝衰颓覆亡的趋势，寄希望于“待圣人出”以挽既倒之狂谰，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作者推崇五义士的义举，却也流露出对“生于编伍”“素不闻诗书之训”“人皆得以隶使之”的轻视态度。这种门第等级观念，表现了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着又是那个时代使然。
每个人都有他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苟求古人。可贵的是他们的精神被后人传递下来，一代一代激励着中华好儿女竭力追求真理和正义，挺起了一个民族最可贵的脊梁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