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公司如何分配股权?股权这块蛋糕要怎么分?
一个问题
不久前，在一次线下聚会上，我和一位连续创业者聊起了这些年的创业的得失。我把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扔给了他，“你觉得创业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什么是最为尖锐的痛点?”
他的回答很精炼，只有一个字，“人”。我俩相视一笑，各自点头。
事实如此，任何现代企业的经营行为核心都在于人，而创业又是风险相对确定、回报不太确定的经济行为，它对人性的考验更为尖锐。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寻找合适的合伙人难，挖掘并留下骨干员工难。无论科技创业公司还是偏传统的行业，面对的矛盾都是类似的——人性是以利己为主的，人心难聚是世间常态。
不少创业者都和我吐过这样的苦水，初创企业的劣势重重，规模与前景问题摆在眼前，招人难，招到真正能与我们荣辱与共的同行者难上加难，而即便招到了人才，留住这些人又是新的问题。创业公司要要制定怎样的股权激励方案，才能达到既能留住核心员工的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障公平，还能在长期灵活调整?
每当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反问我面前的创业者朋友——“你创业的初心是什么?”
是为了买车买房，实现财务自由，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还是想真正成就一番事业，让世界变得稍微更美好一点点?这个问题虽然抽象，但它关乎我们如何解决“人”的问题。
一个故事
先不忙说你心里的答案，我们先来说说这么一个故事。
明清时期有句流行语，即一等、二等人才去衙门，三等、四等人才在社会上混。这是当时全部中国的写照，学而优则仕，抱负得以施展，经济利益也相对较大。但是呢，到了山西，整个形势颠倒过来了，成了一流、二流人才去票号，三流、四流人才去衙门。
山西当时的价值观和其他地方完全颠倒?别处追求的是是读书做官，山西人反倒是读书经商。为什么很多人要放弃走仕途，而要走这样一种道路呢?
十多年前火遍全国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面有过这么一个情节：
马荀是乔家旗下复盛公钱庄的“跑街的”，也就是钱庄伙计，这个职能拿到今天来说，像是如今银行柜员，客户经理，理财咨询师的结合体。这个人虽然地位不高，但业务能力极为出众。乔家大佬乔致庸的助手是这么形容这个人的价值的：“钱庄七八成的买卖，都出自他手。”
但马荀进入了职场生涯的“瓶颈期”——业务能力备受认可，薪酬却停步不前。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有猎头，马荀就是一头肥羊。一听马荀想要出走，乔致庸坐不住了，但他还没太多办法。
在当时的票号之间，有一套人才流动的潜规则，如果一个员工的学徒期满，别的票号给出了更高薪酬，那么东家就不能强留人家，这相当于断绝员工财路，与商业文明的道义不符。另一方面，强留员工只会埋下积怨，于人于己都毫无益处。
对于乔致庸而言，留下看上去注定要走的马荀，似乎并不容易。
隔天，乔致庸把马荀约到了饭局上。酒过三巡后乔致庸开门见山：“马荀，说吧，我要怎么办，你才会不走?”
马荀笑着摇头。
“我先把话撂这儿，我不会让你走的!”乔致庸先将了一军。
马荀马上给乔致庸戴高帽，顺便暗示行规：“东家宅心仁厚，不会强留马荀。”
“那可不一定，说吧。说出了道理，我就放你走;说不出来，你就走不了!”乔致庸显然是来真的。
马荀犹豫再三，先大诉背井离乡，辛劳打拼之苦，随后直言：“东家，其实就是我不说，这层窗户纸早晚也要捅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乔致庸被反将了一军，但他不紧不慢的把问题回给了马荀：“为什么总是伙计辞号，掌柜的差点把复字号弄得破产还债，也没有一个真想辞号?”
马荀闻言笑了起来：“东家，这您都不知道?做生意的规矩，东家出银子，占的是银股;掌柜的出任经理，以身为股。他们不愿意辞号，是因为第一他们的薪金比伙计们多十几倍、几十倍;第二他们顶的还有身股，四年一个账期，能和东家一起分红利。我要是掌柜，也不愿辞号。”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身股”。晋商将商号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银股是财东(相当于股东)投资商号的合约资本，对商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身股是财东允许掌柜等重要伙计以人力(而非资本)充顶股份，可以参与分红，但不对商号的亏赔负责，在离职后也将归零。
在利益分配上，身股与银股同权同利，都是在工资之外对利润的分红。唯一的不同在于，身股不得转让，“人在股在，人走股没”。
这时候乔致庸开始了自己的全面反攻：“为什么就不能让伙计也按劳绩顶一份身股，到了账期参加分红?”
马荀笑而不语。
答案不言自明，如果给伙计分蛋糕，那么掌柜和东家自然就会少一块。但乔致庸不这么看，他问：“马荀，你想在生意里顶多少身股，才愿意留下?”
“东家，您真愿意让我这伙计也在生意里顶一份身股?”激动之时，马荀也难掩忐忑，“这不可能，全天下的晋商都不会同意的!”
乔致庸对自己能够留下马荀更加确信，但他需要拿出一个无法拒绝的筹码。你自己觉得该顶多少身股?”他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