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市场中的诚信缺失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有三个方面的值得关注：一是诚信作为社会交往的道德规约，其价值关怀并非是一元的；二是诚信作为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其普遍性并非是不可质疑的；三是诚信作为的伦理原则与战略，有许多现实阻碍。
关键词：诚信 道德规约 企业伦理原则 阻碍
“诚信”二字，惹得许多笔墨官司。有人认为诚信是自古以来人们社会交往的道德规约，诚信又是商品社会以来的市场交易原则，诚信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这些论点表面看来都成立，但是深思一下，诚信作为社会交往的道德规约，是否具有唯一的终极价值呢？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是否具有可证明的普遍意义呢？诚信作为企业健康运转的内在需要，是否无条件的呢？弄明白这些问题，对于社会的诚信缺失也许就能在更深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理解。
一、诚信作为社会交往的道德规约，其价值关怀并非是一元的
诚信观念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从“诚”来说，史称周公“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即是说不是一般的惶恐心理，而带有一种道德态度。这可能是“诚”之观念的最早出现。战国楚竹书有“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何？诚谓之也。” 廖名春考释说“诚谓之”，即“谓之诚”，是说上帝赏识文王的美德，称其“诚”；廖说此处“诚”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在古汉语中“谓”后边可跟作为状语的形容词，也可跟作为宾语的名词。从思想史的角度，在古代中，诚的确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范畴，如《礼记·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但令人蹊跷的是，“诚”作为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并不象其他如“天”、“道”[1] 等概念，后者的本体寓意基本上是超验的，是超越性的存在。而前者的本体寓意则包含一种价值关怀，一种君临或领受的态度。一种实存。《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孟子也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里思孟学派是以天人比附，天以诚为本体，被赋予和形而上意义，而与“天之道”相对的“人之道”即做人的规律则是“思诚”，“诚之”，即由反思而达到“诚”的境界。孟子多次谈到要通过反身自律的修养而达到的“诚”的道德境界，与自然之道的“诚”相统一。所以孟子、《中庸》的“诚”兼具道德范畴和本体范畴的意义。直至宋儒，周敦颐还在说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诚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对“诚”的释义是：“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张载也说，“诚者，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张子正蒙注·诚明篇》）
正如司马迁所言，殷人崇“敬”，孔子为殷人后裔，孔子就比思孟言“敬”、“信”多于“诚”。在《论语》中，“敬”有“诚”的形而上的含义，如：“修己以敬”（《论语·宪问》）、“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从“信”来说，信的本意为“人言”,“人言为信”，它强调的是不欺不诈，遵守诺言。“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在孔子看来，信是一种具体的道德品格，是立身基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作为道德规约，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因而具有价值倾向性。“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不从道，何以为信？”（《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 意思是说，所守的诺言符合于义，说的话便能兑现。“复”就是实践诺言之意。在这里，信具有一种儒家宣扬的道德本体意义，具有价值导向性。宋儒张载深谙此意，所以他说，“诚善于心谓之信。”（《正蒙·中正》）信作为一种行为规约，和内心的终极价值观（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信从现实的交往姿态上升到一种价值的关怀。
诚、信概念在战国时期开始出现连用，如：荀子有“诚信生神”（《荀子·不苟》）一语。这时候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规约和认知态度，是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然而在漫长的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社会，诚信的观念决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教条，它隐含着“向善”、“仁义”等超越单纯的文化心理状态的深层价值观念。国内有学者认为，古汉语的“诚信”相当于汉语中的“信仰”这个词。但古汉语的“诚信”是把信仰的也包含在词义之中的，诚信就是要求儒家学者坚信“人性本善”，信仰“仁义道德”，忠诚君主国家，并以此来治理社会，实现一种所谓民风淳朴、官吏清廉、社会和谐安宁的德治社会。[2] 这种说法或许尚值得商榷，但作为本体的诚信观念具有价值倾向性，应该是无疑义的。
问题是，诚信所隐寓的价值关怀是否是一元的？是否都是儒家的终极关怀？道家也讲“诚”，庄子以“真”来释“诚”，他说“真者，精诚之至也。”（《庄子·渔父》）庄子之“诚”，如果说也寓含什么价值本体的话，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人伦关系而与自然和谐的本真状态或境界。再有刺客、侠客也是一诺千金，真诚待人；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卷一百二十四）这里如果说游侠也把诚信作为一种交游的行为规约的话，这种诚信自有它的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与儒家诚信的终极关怀不同的。在对游侠的这种诚信进行评价时，司马迁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同儒家的仁义，认为在儒家的诚信中至善的终极关怀是“正义”，而游侠“不轨于正义”；另一方面，游侠“言必信”，“行必果”，他们追求的终极价值与 “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卷一百二十四）的仁义是不同的。因此游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样的操行同样令司马迁佩服。言外之意儒家诚信所追随之仁义本体也并非是值得所有人效仿的。事实上，司马迁对于庄子对儒家仁义的批评是认同的，他说，“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卷一百二十四）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社会，同样是诚信，其价值取向是不同的，诚信是人生追求中的操行，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规约，它或许是个人修养不可或缺的责任，但并不对所有人负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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