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在他的仕途变化中，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黄州是他思想发生隶变之地，从此，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最终集儒道择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旷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思想境界，使他面对更险恶的被贬之地惠州、儋州，却能与民同甘共苦。这才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在，是他留给后人精神上的最宝贵财富。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有知杭州、颖州以及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政任上，为什么他独把在这三处的贬居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十几年的贬滴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贬滴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这让一个御史台挑出毛病，又在他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弹劫他蔑视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他被押解人狱。这就是上的“乌台诗案”。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激怒新党。苏轼因此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苏轼被贬黄州作团终副使，其实身受监督管制，并不十分自由。这种灾难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孤独，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平日借居定惠院，只是“闭门谢客对妻子”，而且不敢饮酒多言，“醉里狂言醒可怕”。原本一腔报国热情，准备大展宏图，却落得贬官流放黄州。然而，黄州的贬滴生活不仅造就了他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使苏轼从思想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此期创作的词作有近100首，占其整个一生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词作总数360余首);诗作《梅花二首》、《寒食雨二首》、《东坡》、《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等，词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散文《前后赤壁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他思想上的隶变可以从他的创作中看出印迹。
从他初到黄州时期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那孤寂清高的孤鸿就是他的化身，这种无人能省的精神上的极度孤寂让豪情万丈的苏轼归于沉静，“拣尽寒枝”是对孤鸿的行动的描写，更是对自己光辉峻洁人格的写照。
政治上陷人绝境，心理上饱受摧残，生活上困窘不堪促使他思索。儒家人世思想让他陷人困境，使他开始吸纳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苏轼是不肯服老服输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院溪纱》)最能体现他此时心境变化的是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已然能吟啸迎风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胸怀，如此壮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羁，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实，苏轼的这种精神一直是有儒家积极人世的理念支撑着的，即使是他刚从狱中走出，初到黄州时，也未曾放下过这个理念:“吾挤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懊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至今读来仍振聋发馈，令人肃然起敬。一个逐臣犯官竟能怀如此忠义之心，足能得见苏轼人格的伟大。
一场大的灾难，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让苏轼成熟了，正如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的评价:“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