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第一个称道孔子作《春秋》并给予崇高评价的人，是孟子。因此，对《孟子》的深入考察，是我们解开孔子作《春秋》之谜的最好钥匙。
司马迁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1]但考《孟子》全书，未见引《春秋经》，所引之文全出《左传》，并有明称“孔子恶乎取”者。本文从他对“孔春秋”的有关称述，所引用的有关史料及其理论思想的渊源各方面，深入探考孔子所作《春秋》的性质，指出它即《左传》蓝本。从而否定了孔子所作为《春秋经》的传统误说。
(一)从孟子的具体称述考“孔春秋”的特点
《孟子、滕文公》这样称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孟子于后面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孟子对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所给予的崇高评价，他将其与大禹治水、周公安天下相提并论，说明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之大。从孔子自诩“知我其唯《春秋》”之语，可见其亦自视甚高，不同凡响。需要指出的是，《春秋》并非孔子首创。在孔子之前，各国都已有《春秋》。《国语、晋语》有“羊舌肸习于《春秋》”之语;《楚语》记载，申叔时对楚庄王太子的老师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说明即使是“南蛮”的楚国，《春秋》也已以其“耸善抑恶”的特点，被奉为了教课书。《左传》亦记载晋国使者出使鲁国，曾观书于鲁大史，“见《易象》与《鲁春秋》焉”。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为什么还要作《春秋》?又为何对自已所作《春秋》如此自豪?《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此有更具体的记载：“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案：“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孔子作《春秋》区别于一般史官之作所在。它透露了“孔春秋”的独特锋芒。这当是孔子说“知我”“罪我”的缘由之一。孔子的这种革命批判精神，是“诸侯害之大夫雍之”的现实所激发出来的，是他作《春秋》的直接动力。而在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历代统治者及其卫道士，千方百计抹杀掩盖这一点，篡改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其根源也正在这里。
《孟子、离娄章》还说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的这段话，显示了孔子所作《春秋》在具体内容上的特点。“其事则齐桓晋文”，说明他写的主要内容是春秋时期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争霸战争。孔子曾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如杨伯峻先生所说，孔子这段话可能是从考察历史，犹其是当时的现实所得出的论断。齐自齐桓称霸，到孔子所生活的时期，经历了孝、昭、懿、惠、顷、灵、庄、景、悼、简十公，至简公被陈恒所杀，恰恰是十世。晋自文公称霸，历襄、灵、成、景、厉、平、昭、顷九公，亦近十世，故曰“十世希不失”。鲁国自大夫季友掌权，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恰历五代，故曰“五世希不失”。这段话，反映了孔子对春秋二百四十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孔子为什么要写“齐桓晋文之事”?这正是孔子对春秋时期的客观现实和历史规律准确把握的结果。齐桓晋文称霸，标志着“天下无道”的开始。而这个“无道”，不仅仅是指诸侯的僭越，还包括周天子的“无道”—周室东迁，就是他“无道”、失政的结果。什么是孔子的“道”?那就是《论语》中一再称说的治国以礼，“为政以德”，百姓足衣足食，“庶民不议”。孔子写“齐桓晋文之事”，也许正是为了“行道”，为了探索历史之道。
“齐桓晋文之事”，是昏上乱下的春秋时期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故曰“其文则史”。至于对于他们的争霸，孔子并非如封建经学迂儒说的那样，一概地全盘否定。这从孔子盛推辅助齐桓争霸的管仲之功，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到证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段话深刻表明，孔子对争霸战争的历史意义，具有独具只眼的理解和评价—它对于统一中原、维护华夏文明、推动历史的进步，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是后代迂儒所不可能看到和承认的。而这恐怕也是孔子写“齐桓晋文之事”的原因之一。
其次，孟子的这段话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作何理解。历代经学家把《春秋经》推崇为孔圣人所作的宝典，然后从这部提纲式的“断烂朝报”里，从只字片语中挖空心思，穿凿出所谓的“春秋大义”，编出什么“日例”“月例”“爵例”“名氏例”等等无数“义例”，然怎奈自相矛盾，前后抵牾，无一可通。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对于“孔子作《春秋》”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及所谓的“窃义”是什么，“窃”的又是什么“义”，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从根本上搞明白。
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孔子作的《春秋》是怎样一部书，是否《春秋经》?要搞清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的。首先，从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来说。在《春秋经》里，对晋文的记载，仅于鲁僖公二十八年有这么几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