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文化都会有盲点，对自己文化的盲点有所意识，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就会好些。一些我们原以为无关痛痒的东西往往就是我们文化上的盲点，然而却是对方所看重的。比如说，某人请外国客人到家里吃晚饭，桌上有炖鸡和烤鸭，他很兴奋地说：“早上到集市买了活的，我妻子回家亲手宰杀。”客人会非常恐惧，他们心里会问：这位美丽的女主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由于在一般国家，宰牲都在规模较大的屠宰场进行，必须以尽量减少牲口的痛苦为条件；消费者自己在厨房里操刀宰杀活禽活鱼也是不被认可的，人们以为一旦习惯于这种血腥的场景，就会缺少同情心，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更是有害。又如：我国杂技团里常见未成年演员，我们为他们艺高胆大感到骄傲。但是有的外国观众却不是这样想，他们觉得，既然中国已经实行义务教育制(英文里“义务”一词带有“强迫”的`意思)，孩子该往的地方是学校，从小经受杂技专业练习违反义务教育法，而且分歧人性，要从观看他们的惊险动作得到愉悦更不可能。
假如我们从上面两个事例忽然感悟到什么，那么我们就意识到了本国文化的盲点，从而想想活宰鸡鸭和从小培养杂技演员的做法是不是应该改一改。
这样的盲点实在很多。比如我们喜欢数字，假定来访者必然同样都像是统计员。我大概在1982年做过一次翻译，是陪一些新往复旦大学的外国留学生访问上海郊区某乡。记得接待的干部像背书一样给这些客人一大串数字：原来各种农作物亩产多少，现在多少；原来农田多少，现在增加多少；现在总产量多少，是往昔的多少倍；原来农民收进多少，现在多少。我边听边译，非常紧张，生怕遗漏一个重要无比的数字。但是留学生们居然对所有这些伟大的数字成就爱好不大，眼睛看来看往的，甚至互相谈起天来。这时我留意力也有点集中不起来，只盼着当地干部冗长乏味的汇报早早结束。现在是不是还有类似的情况呢?当下也许各级官员会急着告诉外国客人，本省、本市GDP在全国的排名，假如不是靠前，那么人均收进可是不低。讲的时候他们或许还会觉得某个数字不够精确，转头问秘书是否如此，得到确认后很兴奋，又继续说下往。谁能指看这种交往形式能赢得朋友? 又如请来外国客人后日程安排太满，而且往往陪吃陪喝。一般我们出国，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走走，多看看。我说的多走多看不是到所谓的著名景点报个到，拍张照，而是自己直接到街上往体会当地的原生态生活，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风土人情。我们有时候担心对客人照顾不周，担心他们不是整天由我们方面的人陪着就会有孤独感。这样做效果大概不会很好。要给人留出透气的空间，总是与客人寸步不离，客人会觉得很累!假如陪同者外文好，与客人谈得来，那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人出访，留影似乎是天下第号大事。假如往了某地后没能拿出自己在那里的照片来给人看，那就是莫大的遗憾。有一次我到新疆西部的一个地方，导游请大家停下来拍照。我下车后她见我没拿相机，十分吃惊。但是她说的话更让我吃惊：“那你不是白来了吗?”一双观察的眼睛，一颗感受的心灵，这些反而是无足轻重的。我想，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应该对当地的人文景观表示爱好。这是礼貌，也是增长知识的机会。自己没那么重要。假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那么我们总会强把景观拉进来做自己的衬。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唱歌”方式引起异议，说明我们注重形象到了过分的地步，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的一个盲点。我们太在意小孩到新年，大家说的是“恭贺新禧”，“禧”则有“幸福”的内涵，不由钱财主导。这就和英文里的“Happy New Year的祝福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