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尼阿瑞吉思想研究现状综述

摘 要:乔万尼·阿瑞吉是纽约大学宾哈姆顿分校“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之一,著名的世界体系论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早在九十年代末期,我国学者就关注到了他,但十多年过去了,仍鲜有系统而具体的研究成果。因而,简洁明了地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对阿瑞吉思想的研究状况将有利于人们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工作,更全面的了解新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

乔万尼阿瑞吉思想研究现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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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理论也被称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影响历经几十年不衰,堪比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乔万尼•阿瑞吉自1979年起,在美国宾厄姆顿大学从事世界体系理论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其中,《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和治理》和《亚当•斯密在北京》被称为“我们时代的三部曲”,即使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的杰作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

虽然,阿瑞吉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思想进行专门分析的文章和著作并不多见,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期刊和著作中,并且这些成果分布在各个学科范围内,很难让读者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体系,从而容易引起误解。即便如此,这些研究成果仍然从不同角度对阿瑞吉世界体系思想进行了阐释,对相关概念做出了界定,对一些核心理论进行了梳理,对重要文本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一、国内研究现状

虽然,阿瑞吉曾出版过在国际上影响甚大的《漫长的20世纪》,但国内学术界对阿瑞吉的关注却始于其最后一部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出版。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崛起”大胆而谨慎的预言和对“中国奇迹”新鲜且充满挑战的解读,不仅吸引了国内普通读者的眼光,也引起了各领域学者们的兴趣和关注。但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还尚未形成研究阿瑞吉及其世界体系思想的热潮,更鲜见集中系统的分析和解读。目前,国内对阿瑞吉及其思想的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阿瑞吉及其著作的介绍和翻译

目前,国内关于阿瑞吉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其著作的介绍和翻译上。从已经掌握的材料看,率先对阿瑞吉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是佘江涛和丁嫣霞。阿瑞吉的代表作《漫长的20世纪》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后,佘、丁两位学者即在《博览全书》上发表题为《研究资本的杰作》的文章,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他们指出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思想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一种非传统的观点上,他将“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的顶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体系积累周期解说了资本主义四大积累体系的因果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了非常慎重的预言,从这个角度上说,《漫长的20世纪》是至今为止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描绘最为有力和精彩的著作。[1]江华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阿瑞吉及其思想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认为《漫长的20世纪》从世界体系的宏观视角重构了近代以来的资本积累周期,即体系积累周期,这一周期的演进大体可以从空间上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一隅扩张到今天的全球规模,从时间上阐释现代世界体系周期性的变迁和兴衰,同时也为我们描述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严重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2]黄平作为《亚当•斯密在北京》的译者之一,对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亚当•斯密在北京》这三部代表作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解读,从学术视野和现实价值方面介绍和评述阿瑞吉,在他看来,阿瑞吉在学术和思想传承上,继承了马克思和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传统,同时,他和沃勒斯坦长期共事,也受到沃氏学术思想的影响,但从根本上看,阿瑞吉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其理论充满原创性和挑战性,在解释美国霸权如何走向极端,中国奇迹怎样影响世界等问题上提供了充满启示的解读。[3]

从翻译成果来看,目前我国已翻译的阿瑞吉著作主要有:2001年由姚乃强、严维明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2003年由王宇洁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200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2009年由路爱国、黄平、许安结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翻译的论文主要有:黄文前翻译的《霸权的瓦解》、丁骥千翻译的《新自由主义的性质和前途》、陈燕谷翻译的《帝国的谱系》。可以说,阿瑞吉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已经在我国翻译出版,但是关系到其思想形成、成熟的几部著作和相关论文至今仍没有被翻译出版。

2、对阿瑞吉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阐释

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对理解和把握他的世界体系理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首推江华,他在论文《重建资本积累周期》中,将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归纳出4个特点:第一,四个周期之间不是简单的前后相续,而是互相重叠的;第二,积累周期递减而非等长;第三,积累体制伴随积累周期交替更迭;第四,成本内部化水平越来越高。[4]虽然,他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但应该认为这四个特点的归纳,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这一理论产生了提纲挈领的效果。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孙寿涛教授在论文《试论阿里希的积累周期理论》中首次分析了这一理论的思想来源,他指出积累周期理论的思想渊源有两个,分别是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及资本主义的非传统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除此之外,孙还对左派学者纳格里对阿瑞吉理论的评价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纳格里对阿瑞吉积累周期理论的评价——“阿瑞吉的循环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陷入了一种宿命论”有失偏颇,实质上,阿瑞吉的积累周期理论固然关注了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中的“周期性”一面,但更多的是考察每一个周期的资本积累的新特色。[5]

3、对阿瑞吉霸权转移理论的研究

霸权转移理论是贯穿阿瑞吉“我们时代的三部曲”和世界体系思想的重要线索,国内学界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东亚崛起这两方面,特别是对于东亚崛起这一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关注。贺志刚认为阿瑞吉对美国霸权衰落的预言缺乏非常明确的证据,同时对东亚崛起持保守态度,即便如此,在文章最后,他还是指出对霸权转移的梳理给我们理解这个充满了矛盾与动荡的世界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脉络。[6]海裔总结了《亚当•斯密在北京》这部书中关于中国崛起的思想,分析了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并对中国发展道路做出了评判。[7]吴苑华在《中国崛起:后美国世界的希望》一文中比较分析了阿瑞吉和沃勒斯坦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最后指出了阿瑞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误解。[8]王尔德认为,阿瑞吉的理论最吸引人的部分并非他对未来世界体系的预言,而是他对“中国奇迹”的解释。王把阿瑞吉关于“中国奇迹”的观点创新性地概括为“通三统”,其中,第一个传统是:通过对斯密的重新解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做最应当追求的`市场经济发展典范;第二个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传统,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崛起的社会基础;第三个传统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平稳而高速的发展是因为探索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