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 要：中国的“家国”与西方“城邦”（尤以希腊为例）是两种不同文明滋生下的体制，同时也反映出中西方文明文化的差异性。通过中国“家国”文化和西方“城邦”文明差异展开剖析，分析“家国”与“城邦”两种不同文化的构建成因，力图挖掘出文化的背景的差异会滋生出截然不同的“家国”和“城邦”人员聚集模式，了解跨文化交际、中西文化对比学习的根本方法，以求得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和谐与共识。
引言
中国的“家国”与希腊的“城邦”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是由两种不同的文明所决定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导致了“家国”、“城邦”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要想了解这两种社会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追根于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也就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内涵。影响“家国”与“城邦”文化构建的成因是有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自然、生产生活方式、血缘意识、生活习惯、因素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些众多因素中，自然环境是重中之重，是其他因素孕育发展的根源，也是影响这两个文化系统的最根本的因素。
一、文化构建的影响因素
每个文化的形成都有其根源的，究其本源都要追溯到它所在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的最初是没有一个完整且系统的文化体系的，而是在其生活与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一种全社会共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最终形成这个地区或者的文化。而影响人类社会最初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环境。早期人类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利用自然使得自身能够完成“适者生存”的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上才能谈什么历史谈什么文化；没有这些，人类就只能从生命的长河中淘汰，而无所谓今天如此繁荣的人类社会。因此，决定各个地区人类的文化发展，就是当地的自然条件。中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其农耕文化的发展，希腊的自然条件成就了其海洋文化的孕育。
1.1中国的“家国”文化与自然环境及血缘关系
中国最早的文明发生于黄河流域，于是有黄河“母亲河”的美誉。黄淮流域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两大发源地。河流的灌溉，土壤的肥沃，奠定了中国以农耕作为主要生活方式。中国河流众多，除了两条主要河流黄河、长江以外，还有许多支流，比如淮河、海河、汾河、渭河等等，这些流域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耕种，为早期中国人进行农耕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中国地域广袤，可作为耕种的土地众多，能够满足人们自给自足的生产。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气候环境适宜，为农业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古人通过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就可以使生活达到自给自足，所以人们安土重迁、牢牢依附于土地，这种心态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往往在同一地区世代繁衍聚族而居。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结构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长久地保留下来，并成为为社会结构和家国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于是，“家国”的最初形态开始形成，并在以后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得以发展。正是由于人们安土重迁，在一个地区就会形成一个家族式的生活部落。一个家族往往生活在一起，血缘成为很重要的纽带，人们的亲情意识也变得浓重。尤其是父系传承下的家族关系与血亲远近更是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家庭的嫡、长、别、庶的区分是特别明显的且严格的，他们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和待遇也随之不同。比如在遗产的分配上“分长不分幼、分男不分女”，在婚配习俗上“长子不娶，幼子不娶”；在一些封建大家庭中，“旁支”往往地位很低，即使是儿子也被家庭中其他人看不起，等等。因此，有学者说，中国人的家庭“是个微型的邦国”中国的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正是由于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1.2自然、血亲因素催生下的政治体制
“家国”一词最先出处于汉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竹林》：“自是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这时的“家国”已经有了“国家”的含义了。自从夏朝开始“家天下”的统治，国家便不再是一个氏族部落，而成为了一个集中在某个家族或者说某个人手里的一个政治统治体，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治统治的一个机构。统治者以“天下为家”的王位继承，后来历朝历代都沿用这一制度，使中国真正进入了“家国”的政治体制。统治者视百姓为子民，视天下为自己之家私有。天下的所有权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整个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社会集合体，而成为了私人的管辖范围。由于农耕文化的影响，人们安土重迁，这也方便了统治者进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家天下的一个写照。同时，“家天下”的政治形式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家国”文化的初步构建完成。
1.3蓝色文明与海洋的磨砺
于中国的地缘形态不同，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正位于南欧的地中海。这里海岸线绵长曲折，海岛众多，陆海交错，港湾林立，既没有广阔的草原，也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即使是进行农业生产，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加之这里的气候为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天温暖潮湿、夏天炎热干燥，非常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农业在这里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而这些星罗密布的陆地之间唯一的纽带就是蓝色的海洋。为了谋求生存，人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茫茫的大海。自然环境的限制，逼迫希腊人民走向海洋，去探寻生活的希望。而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无奈，却最终造就了西方海洋文明的灿烂。希腊周围的地中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内陆海，位于北纬30°—50°之间，它有着独特的水文性质，海内潮汐很小，海面很平静。同时，它三面被大陆环绕，航行距离较短，加之周围海岸线曲折，有很多优良的天然避风港，使得当时航海技术并不发达的希腊人民成功渡海成为可能。但是，海洋并不意味着生存的财富，它还带有无尽的神秘与危险。这就意味着，希腊人向海洋要生活就必须拥有拼搏的勇气和不断探索的精神，这就与中国人安土重迁、保守求稳的观念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而这也是由于两者自然环境、因素所决定的。
而向海洋讨生活就必须面对着未可知的危险与挑战，这也不可能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因此出海航行的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人，而大多数的老人和儿童就必定要留在家里。这也导致了希腊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形成一个庞大的家庭体系，因此每个人对于血亲的观念也不像中国那么浓厚。中国人注重的是“守家”：“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晋商无论在外面挣到了多少金银，最终都要回到山西修葺古宅，扩充门面。这是一种文化根源下的“寻根”，同时也折射出深深的血脉情感。而对于希腊人而言，能否活着到达海洋彼岸还是一个未知数，自然也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古典学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城邦的兴起是因为人类更早的两种结合形式，即家庭和较大的血亲团体，无法满足其成员的合理需求。于是，希腊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航行，起初他们航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贸易，而是通过海岛活动进行掠夺，后来随着人民生活意识不断觉醒，他们开始利用本土的特产进行海上贸易。大海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希望，还有无尽的潜在危险。因此，这种出海就绝对不可能是全家老少举家同行，就算是亲属结伴出行也有被分散的可能。于是人们分散到各地，与其他同样来自各地的人们结合成一个新的社会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亲情、血缘关系就不可能像中国家族宗法那样牢固。于是，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团体就取代了原来的氏族体制。这就为“城邦”文化的构建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