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田野 返回常识
近二十年来，国内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与政治转型的著述甚多，而《岳村政治》和《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以下分别简称《岳村》和《双村》）只是两部村史，它们分别研究了湖南省岳北地区岳村和四川省川东地区双村的二十世纪百年。两部小小的村庄历史之所以能够引起学界和公众的注意，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文本表述方式。
诚如两书作者于建嵘和吴毅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徐勇所说，它们是以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所强调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分别「由外向内、由国家到乡村社会，由县到乡，再到村」和「由内向外，由乡土社会到国家，由村庄到乡，再至县」，以完整地展示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将底层村庄结构化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内，又是如何对村庄社会的权威与秩序进行更迭和重新塑造的1。
应该说，同样的主题并非完全无人涉及，但主要以被调查者的口述资料为重要依据来完成这项研究的，在国内的确比较少见。作者何以会如此劳神费力地去从事这一工作？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展示出作为历史之另一层面的底层社会史吗？不能说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打算（见后文的），然而，他们这样做却又有更深的立意，那就是力图通过田野研究，以获取本来是常识却又被日渐遮蔽了的中国经验2。
在近年来关于学术本土化的讨论中，作为学术研究基础的中国经验究竟是甚么，已经引起人们的讨论。随着对性的重新审视，人们逐渐自觉到过去几十年来被视为当然事实的所谓历史和经验（指按照现代化视角和框架建构与书写的那种中国历史和经验），原来却已经在欧风美雨不经意的「浸淫」之下发生了某种走样，或者说已经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的现代化框架被形塑成为某种被嵌格在人类社会（其实是西方社会发展）某一阶段上的整齐划一的编年史3；结果，中国的历史与经验被异化为西方化的中国历史与经验，中国的也便成为西方化的中国问题，而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却又以这样的一些「历史」、「经验」和「问题」为依据，去爬梳和提炼理论。于是，许多所谓的「中国研究」，实际上也就成为证明某种人类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大一统普遍历史和世界观的一部分，并进而反向性地再回过头来指导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
这样做的结果，在帮助我们疏理出某种知识的秩序时，却又不经意地造成了更多的无序和文不对题，以至于《双村》的作者在进入田野之后，发出「究竟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还是理论与现实存在着距离，进而我们所具有的理论本身是否也可能存在问题」的疑惑与反思4。而两书作者为解答疑惑所采取的方式就是走进田野，在尽可能摒除西化式「有色眼镜」的遮蔽之后，重新「发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生活和问题，即如一些评论者所说，「让农民自己说话」，「从乡村研究乡村」和「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农村」5。于是，这里的所谓「田野」，既可指作者所拥有的研究场域，却又已经不是单指农村；这里的所谓「让农民自己说话」、「从乡村研究乡村」，既可以指研究对象在作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却又已经不是单指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这里的所谓「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农村」，既可以指作者所持有的研究视角，却也已经不是局限于对作为历史经历者的农民生活和文化的理解与阐释，而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如柯文（Paul A. Cohen）所强调的那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应该走向「从中国研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6，走向中国主位──一种在扬弃了传统中国中心观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后的中国主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