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周易》究古今时势之变，极人事以达时措之宜，开物成务，成顺致利，革故鼎新，顺天应人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南宋功利学派的思想阐述。永康、永嘉学派都推崇《周易》，视之为反身修德、究三才之道、广业济世的宝典。事功之学的理论特性深受《周易》思想的模铸，追求一种基于“现实原则”的价值判断，道义与功利的统一，并以后者为基础。
关键词 《周易》 永康学派 永嘉学派
以永康学派、永嘉学派为代表的南宋“事功之学”将古代功利主义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自此，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才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黄百家评永康学派云:“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 ① 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主干的永嘉学派，在理论上多相合拍，其个人之间的交谊也最厚，两方地缘相接，人物往来，切磋学术，砥砺品行，遂形成较为统一的学风，蔚为一方学术之盛，以至朱熹评述道:“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 ② 尽管语涵贬抑，却道出“事功之学”之特性，黄宗羲言:“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 ? 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 ③ 他们于礼乐制度、田赋、兵制、地理、水利以至数术方技之学无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 ④ 追求的是一种知识系统的实用价值的现实转换，知识的效用，自我的道德完善均必须落实到发为事业，齐家治国，经邦济世之上，“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 ⑤ 要建立一种基于“现实原则”的价值判断，追求道义与功利的统一，并以后者为判定基础。这便是“事功之学”（即浙学）的理论特性。
南宋功利学派就其思想渊源而言，自然首先是来自先秦儒家经典与汉唐北宋诸儒学说， ⑥ 如“尊王攘夷”来自《春秋》，“皇极”“大中”来自《尚书》，“富而可求”来自《论语》，究古今时势之变，极人事以达时措之宜，开物成务，成顺致利，革故鼎新，顺天应人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意识则显然来自《周易》。永康、永嘉学派推崇《周易》，视之为反身修德，究三才之道，广业济世的宝典，“其易说在易学史上可以说是独具一格”。 ① “着重研究了道器关系问题，提出道不离器说，同程朱派展开了大辩论，打击了魏晋玄学和程朱理学的本体论，为其功利主义原则即道义不离事功提供了哲学基础。” ② 兹就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之易学思想展开论述。
一、“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陈亮尽通变之道达时措之宜的易学思想
《易传•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变通是合宜之举措的前提，故若能“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便可“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因而，“顺时”、“应变”是《周易》反复强调的两个要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顺时”是人们政治行为的一项基本准则。“应变”则是指导人在变化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③ 重要的是根据变化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以“应变”作为行事的准则。
在陈亮那里，“道”被设定为绝对的形而上的价值本原，它具有存在的普遍性和变化的不间断性，不过，“道”的这种存在的绝对性并不表示它可以独立存在于事物现象之外，相反，“道”必须借事物现象之存在才能显现出来，其永恒性、无限性、绝对性与具体的事物现象的丰富性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关系，“道”必然与事物同在，也就是说，现象本身就是“道”的实在性的显现:
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 ④
道的自身存在不可能脱离于事物现象的具体存在，道既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又同时具有绝 对的普遍性，它的存在，不可能脱离与事物现象 的有机联系。所以，可以说天地之间，触物皆道: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 ⑤
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 ⑥
道在现实性上，表现出一种对宇宙人生之事物现象的普遍涵摄，道与事物现象的圆融一体，则表明现象的一切呈现均为道的存在方式，一切人的现实活动，在陈亮看来，就意味着对道的实践，这样，道就不具有任何超验的性质，而是普遍存在于经验世界，“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 ⑦ 道决不可能“出于形气之表”，为一形而上的超越性的与现象界悬隔的终极本体，相反，它必然贯彻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贯彻于日用之间，在本质上是由主体的实践活动所实现出来的:
夫子之道即光舜之道，尧舜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以健顺育万物，故生生化化而不穷;尧舜以孝悌导万民，故日用饮食而不知，夫子以天地尧舜之道诏天下，故天下以仁义孝悌为常行。 ⑧
尧舜之道，并非什么玄妙的高论，而即是对生化不穷的天地之道的承继并将之措置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经孔子的弘扬，贯彻于民众日用之间的天地之道就成为人们所共同遵守的生活准则。但是，由于道具有的连续性和永恒性的品格，它与现象一起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尤如四时阴阳代序，昼夜晦明迭运，尽管其中有其规律可寻，但毕竟常运而不息，“夫阴阳之气，阖辟往来，间不容息。……此天地盈虚消息之理，阳极必阴，阴极必阳，迭相为主而不可穷也。” ⑨ 正是阴阳之气“间不容息”的不断运动，才使道获得其自身存在的永恒性质，道的存在的普遍性质是通过其运动的绝对往来实现的，而其存在的永恒性质又伴随着变化的必然性。天运不息，道常如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现实内容，变化的连续过程，就是道自身的发展过程。显而易见，这种将道与现象相融摄的观点，将道与变化的观念相统一的观点，与体现在《周易》中的天道常存而不灭，常运而不息的观念是非常一致的。
由于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才是道发生客观变动的真正根源，所以陈亮充分注意到人的现实的活动，他说:
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凡所以为人道立极，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