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是元代有散曲别集存世的少数作家之一，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简称《云庄乐府》)传世。今人隋树森编《全元散曲》收其小令161首，套数2篇。他的全部作品，以他天历二年任陕西行台中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一、隐居期间的作品
《云庄乐府》有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的特点，其中作品几乎全是他51岁辞官归隐后所作，所反映的内容也只是作家最后十年的生活。而这一次归隐已是作家人生中的第二次归隐了。上一次归隐是在十年前，张养浩时任监察御使，入则与天子争是非，出则与大臣辩可否，尽谠言，行直道，往往不惜触犯当权者。武宗至大三(1310)张养浩上奏《上时政疏》，直斥时政十大弊端，言皆切直，结果“当国者不容，遂除翰林待制，复构以罪罢之，戒省台勿复用。养浩恐及祸，乃变名遁去。”这一次与其说是隐，不如说是逃。事隔一年多，仁宗即位，张养浩又被起用，官至礼部尚书。英宗时，他被命参议中书省，至治元年(1321)英宗欲于宫中张灯为鳌山，以恣玩乐。养浩上《谏灯山疏》，力请“寝其灯宴，止其所为之山。”英宗先是大怒，过后权衡利弊，又嘉奖赏赐，以旌其直，借以笼络人心。六月，张养浩看到群臣动辄得咎，恐遭不测，便以父老为由，辞官归里。告别了他称之为“三十年一梦惊”的官场，隐居于故乡云庄，这一次隐居，更确切的说是知机而退。而这一次归隐带来了他散曲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一)、隐居叹世
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可见儒家在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的同时，也有“避世”之说。但儒家的“避世”，只是一种权宜之法，是以退为进的处世之道，目的是“隐居以求其志”“而后得通”。其基本特点仍在于“入世”。古代文人的隐居避世，颇有些待价而沽，待时而动的意味。而元代文人似乎摒除了这一意图，在他们的作品中只有隔绝世俗，自得其乐的一面。
元王朝入主中原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排斥和压抑，使得元代文人人生失意，心理失衡，而且又不得不面对那个“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的不合理社会，于是他们对儒家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由怀疑而否定，对社会现实由不满而绝望，最后只能带着满腹的牢骚和怨叹混迹勾栏或放情山水。关汉卿、王和卿、马致远、张可久、乔吉等许多著名的元散曲作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远离社会现实而写出他们的牢骚、愤懑和叹世归隐之曲的。
而张养浩则是他们其中特殊的一个。在《翠阴亭记》中他这样阐释了自己的隐逸观：“人之处世，其去就无越山林、朝市二途，出乎彼，入乎此。其出也，非苟利己;其处也，非苟洁身，要之各适于义为无歉”。他的行藏出处是以“义”为标准的。一方面，张养浩的避世是在“小人方用，君子日消”的政治背景下，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其中包含着儒家“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观念;另一方面，张养浩的隐居避世，又是他对仕途险恶、功名虚妄的一种人生体悟，包含着他对整个历史人生思索的感悟，是他真诚追求的又一人生佳境。请看他的散曲：
人生于世，休行非议，谩过人也谩不过天公意。便攒些东西，得些衣食，他时终作儿孙累。本分世间为第一，休使见识，干图甚的。
休图官禄，休求金玉，随缘得过休多欲。富何如，贵何如，没来由惹得人嫉妒，回首百年都做了土。人，皆笑汝;渠，干受苦。
无官何患，无钱何惮，休教无德人轻慢。你便列朝班，铸铜山，止不过只为衣和饭，腹内不饥身上暖。官，君莫想;钱，君莫想。 ——[中吕山坡羊]
可见为官作宦并不是作者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他借以施展才华，实现济世救民政治理想的途径和手段。在作者心中，人格和操守是最重要的，尽管“恶非难，善为难”甚至有时还要作出一定的自我牺牲，也一定要“与人方便，救人危患”并以平等的心态对待“穷汉”，只有这样，才能“但得个美名儿留在世间”。([中吕山坡羊])赢得了百姓由衷的赞美，也换来了自己一生的身心俱安。当作者本着济世安民的壮志，希望在元朝的政治舞台上大有作为时，却因与腐朽污浊的朝廷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而难以为继。他因直言敢谏多次得罪权贵，被构罪罢官，甚至差点招来杀身灭族之祸。这使他深感“道不行”的悲哀与无奈，也切实体会到“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襴裹着祸端”的宦途凶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做官是招祸惹灾的“根苗”，官场乃陷人于绝境的“深坑”。因而历史上无数满腹经纶、位高权重、功绩显赫的人物全都不免遭遇灾祸，结局悲惨：“楚大夫行吟泽畔，武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室干休了丞相”。([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叹世》)张养浩既已认识到元王朝的黑暗统治环境下，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又不至于付出无谓的牺牲，是根本难以调和的两难处境。那就只有急流勇退，返回故乡。在田园和山水之间安身立命，陶冶性情，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升值，所谓“天机参破，人情识破，归来闲枕白云卧。向岩阿，且婆娑，琴书笔砚为功课，轩裳倘来何用躲。行，也在我;藏，也在我。”([中吕山坡羊])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以为国为民的道义作为自己立身的标准和出处行藏的准则。出仕，因能行其道;归隐，因能守其义。
在归隐云庄后，他没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没有因为政治险恶而对政治缄口不言，而是以自己的创作更猛烈地抨击元朝政治的黑暗与腐朽。他大胆地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仕途的险恶。如[沉醉东风]七首，[朱履曲]九首，[庆东原]七首等，他的这些创作实现了他“用则经纶天下不以为夸，否则著述山林不以为歉”的原则。
(二)、山水田园
张养浩由仕而隐，并在“七见征书下日边”之时，也毫不为之所动。这是因为他的归隐是在对历史和现实大彻大悟后进行的，是在对做官和居闲对比之后非常理智地选择的。他选择了一条“陶渊明式的淡泊名利但不淡泊现实，尤其是范蠡、张良式的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他的散曲中没有马致远、曾瑞曲中的悲凉与愤郁，而有的只是与贯云石等人相近的宁静与和平：
春来是绰然亭香雪梨花会，夏来时绰然亭云锦荷花会，秋来时绰然亭霜露黄花会，冬来时绰然亭风月梅花会。春夏与秋冬，四季皆佳会，主人此意谁能会。 ——[正宫塞鸿秋]
在隐居云庄期间，他的确是消除了是非心，忘却了功名念，以最澄静之心对白云，以最闲暇之眼观飞鸟：
鹤立花边玉，莺啼树杪弦，喜沙鸥也解相留恋。一个冲开锦川，一个啼残翠烟，一个飞上青天。诗句欲成时，满地云撩乱。 ——[双调庆东原]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杖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 ——[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
野水明于月，沙鸥闲似云，喜村深地偏人静。带烟霞半山斜照影，都变做满川诗兴。——[双调落梅引]
这些作品都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上乘之作，那么清新，那么明媚，那么纯洁，的确是元散曲中写自然山水的精品。朱权谓养浩之曲“如玉树临风”当就此类作品而言。如果说贯云石辞官归隐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儿女情长中消磨壮志，那么张养浩则是在山水风月中“独善”人生。他真切而执著的恋山恋水之情在元散曲作家中是非常突出的。
张养浩除执著于山水之外，还对农村生活津津乐道。他的田园类散曲绝非一般泛写隐居乐道者的怡情，而是从“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中来，带有对田园、村居真切的热爱之情，处处洋溢着他对故乡田园的热爱赞美之情，可谓情真意切，味醇境美。[中吕朝天曲]二、五是其代表：
柳隄、竹溪、日影筛金翠，杖藜徐步近钓矶。看鸥鹭闲游戏。农父鱼翁，贪营活计，不知他在图画里。对着这般景致，坐的，便无酒也令人醉。 ——其二
牧笛、酒旗、社鼓喧天擂，田翁对客喜可知?醉舞头巾坠。老子年来，逢场作戏，趁欢娱饮数杯。醉归，月黑，尽踏得云烟碎。 ——其五
作者随乡民之乐而乐，表现了他对农村淳朴民风的热爱，以及与农民之间相知相亲的浓厚情意。像这类田园曲，在《全元散曲》中鲜有出现，其思想高度是其他散曲作家不可比肩的。例如孛罗御史[南吕一枝花]《辞官》套，着意描绘的乡居生活只是一种经过美化的乡绅生活。他有“奴耕婢织”，不愁吃穿，能够一年四季观花赏景，好似一个“山中宰相”。实际上，劳动人民是没有这样的清福的。其他的如马致远[双调清江引]《野兴》、卢挚[前调闲居]等，都同孛罗御史的作品一样，他们对田园生活的描绘，只是一种理想的缘情造境，其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不是安富尊贵的“山中宰相”，便是“藜杖藤冠”的修道隐士，从内容到情调都与广大农民的实际生活有隔膜。而张养浩的描写则是以躬亲的农村生活体验为创作基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他不是在标榜自己遗世独立的清高，而是混迹于民，与民同甘共苦的真情的抒发。使我们能够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他对村居田园的真诚热爱。因此，他的这类散曲，感情更充沛，更浓烈，更真挚，更朴实，更感人。
(三)、隐与仕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张养浩自幼深受儒学熏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无法抹去。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其忧愤之情：
楚离骚，谁能解?就中之意，日月明白。恨尚存，人何在?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这先生畅好是胡来。怎如向青山影里，狂歌痛饮，其乐无涯。 ——[中吕普天乐]
而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将隐与仕两种生活加以对比。一边领略着田园生活的平静淡泊，一边又反思着宦海沉浮的经历和历史人物的命运;一边放怀诗酒，笑对日月，一边又感叹年过半百，壮志消磨，不由生出华发之叹。常常是面对着山川美境，却“说着功名事，满怀都是愁”，([南吕西番经])仿佛这“一带山川，万顷风烟”的故乡山水([越调寨儿令]《夏》)总抹不平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惊悸和岁月虚掷的惆怅。集子中这样两两对举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比如[中吕 朝天曲]，作者刚刚平静地描绘着“湖山佳处屋两间，掩映垂杨柳岸”的田园风光，马上又说“颜子陵钓滩，韩元帅将坛，哪一个无忧患?”行藏之忧难以释然。再如[双调水仙子]，一边说“出门来山水相留恋，倒大来耳根清眼界宽。细寻思这的是真欢”，一边又陡然生出伴君如伴虎的感叹“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襴裹着祸端”郁勃之气难以平复。他在休居后所写的《处士庵记》中，披露了自己慷慨难平，悲郁交集的心情：“回顾所期，万分不克一遂。包羞蒙辱，随众而趁，积以年劳，始有今日，是岂余之所愿哉!”失意之情显而易见。
于是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儒者，“隐”与“仕”的矛盾始终纠缠着张养浩。在他身上，隐居避世的生活同儒家拯物济民的理想和强烈的上进精神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尽管远离是非，优游山林自有其乐，但真正的儒者以治国平天下为使命，以心忧天下为职责。张养浩作为儒者，显然对自己“独善其身”无法释怀。尽管他十分喜欢陶渊明，也曾和陶诗，但他显然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洒脱旷达，做到“心远地自偏”。因为兼济天下的理想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宿命般难以磨灭。而隐居避世独善其身对他来说是为时所迫，不得如此。正因如此，他才在花甲之年毅然结束了山中的生活，奉命与危难之间“西风匹马过长安”到陕西赈灾，走进了他人生中最艰难也是最有价值的时光，迎来了他的又一个散曲创作高峰。而元散曲也因他的这次远行获得了新的高度。
二、再仕期间的作品
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正是张养浩辞官还家的第九个年头。在长达九个年头的岁月里，元王朝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个皇帝，有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明宗、文宗，每一个皇帝都没忘记请出这位德高望重、清政廉明、政绩突出的原参议。始则“三年两见征，颜厚甲九重”，继则“五年五诏，将何报九重之知”。终其全部归隐期“朝廷重其名德，七遣使者聘之，而果不起”。被他拒绝的职务有吏部尚书、太子詹事丞兼经筵说书、淮东廉访使、翰林学士等，全部都是重要职务。但对于这样一个坚定而执著的人，皇命已失去了它的权威性，高官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然而，当他得知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时，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皇帝“特拜陕西行台中丞”的诏书，“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毅然赴任了。为了拯救挣扎于苦难中，陷于死亡边缘的陕西人民，张养浩放弃了自己安逸的生活和独善的追求，以60岁高龄再度复出了。不为官禄，但为百姓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张养浩前往陕西赈灾，这是他人生的一次转折，他由厌弃功名到担当重任而救民于水火，这也是他散曲创作的一个转变，即由写个人的隐逸闲情转向社会人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怀抱。他在这最有价值的人生阶段写出了最有价值的散曲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具体可分为两类：哀民散曲和怀古咏史之作。
(一)、哀民散曲
阅读元人散曲，我们会发现，曲作家们最热衷于写感时叹事、隐居乐闲、恋情相思和自然山水等题材内容，而对社会时事、民生疾苦绝大多数作家仿佛漠不关心，未曾涉及。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感悟到元代社会的肮脏和丑恶，能听到一代文人被抛弃的悲叹，能想象他们被迫混迹青楼而斯文扫地的难堪处境，能体察到他们寄情山水但并不能彻底忘怀世事的内心矛盾。但不管怎样，他们的散曲作品大多是以作家个人为中心，由此而辐射到他们所关注的那一片天。他们的散曲既不“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也不“为文而作”，他们仿佛只是为“我”而作，为“我”的生计，也为“我”的牢骚。在这种文学现状下，张养浩的哀民散曲“不啻于在百鸟啼喧中听到鸾凤的引颈高鸣，又仿佛在万马齐喑的旷野中听到大宛汗血的振鬣长嘶”。
而他的这类作品如[中吕喜春来]四首，[双调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以及[南吕一枝花]《咏喜雨》套等，都真实地再现了他上任救灾时的'内心情感和实际行动。可谓他陕西救灾时的实录。
救灾途中，见流民纵横山谷，死者枕藉的悲惨景象，他深感痛心，遇饥者则赈之，病者则治之，死者则葬之。到任后他“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克尽职守，以至死于任上。“路逢饿殍须亲问，道遇流民必细询。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只落得白发满头新。”([中吕喜春来]其三)正是作者赈饥救灾时的真实写照。作者那体恤民众之心跃然纸上。
在救灾中，他发现广大灾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地方官吏和奸商却乘机大发横财，盘剥百姓。例如，百姓拿钱到米行籴米，只要钱钞稍缗，粮商就借故不卖。百姓到钱库换钱，那里的官吏又乘机勒索，十贯钱只能换回五贯。张养浩知道后，亲自检查钞库发库中未缗钞予民换用，并监督米商粜米。这样一来，奸商不敢刁难，官吏不敢作弊，百姓生活有了保障。[中吕喜春来]其四就表现了这一实情：“乡村良善全生命，廛市顽凶破胆心。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未戮乱朝臣。”作者的是非爱憎态度是何其鲜明，而且他还从救灾中联想到现实的种种弊端，希望能“戮乱朝臣”使天下的民众都不受贪官暴吏的压榨，其爱民之心何其深厚。
[南吕一枝花]《咏喜雨》套更是真实地记录了旱荒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作者忧民爱民的思想感情。
用尽我为民为国心，祈下些值玉值金雨。数年空盼望，一旦遂沾濡。唤省焦枯，喜万象春如故，恨流民尚在途。留不住都弃业抛家，当不的也离乡背土。
[梁洲] 恨不的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的雪满头颅。
[尾声] 青天多谢相扶助，赤子从今罢叹吁。只愿的三日霖霪不停住，便下当街上似五湖，都淹了九衢，犹自洗不尽从前受过的苦!
对“唤省焦枯”的甘霖，他欣喜若狂，仿佛人间又是春回大地，有了蓬勃的生机。但是，当看到人民还在啼饥号寒，还在为生存而漂泊流亡时，他又深感悲伤，希望 “野草”立即变成“菽粟”，以赈饥民;希望“沙河”马上转化成“金珠”，使人民富足安康。他为黎民多艰而哀，为黎民新生而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在元代官吏中是少见的。翻遍《全元散曲》，像这样鲜明而强烈地表现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休戚与共的只有刘时中的《上高监司》可与之相比。无怪《新元史》称“希孟之用心其庶几禹、稷乎”。
(二)、咏史怀古
在回顾和凭吊史迹中，骚人墨客常常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情不自禁地把本人的感情深深地渲染到山川风物之上，从而在凭吊古人的意向中融入自己的情绪。但由于作家的审美情趣不同，他们抚今思昔的感情也自然不同。元散曲中，咏史怀古之作数量不多，而且主题也较为狭隘，思想缺乏高度和深度。大多数作家都是借历史幻灭以抒写自己内心的现实虚幻感，从而表现为一种人生如梦、富贵无常、居官得祸的悲哀，具有一种历史虚无感。
而张养浩的咏史怀古之作别开生面，打破了元散曲借历史虚幻以抒写作家内心的现实虚幻这种窠臼。九首[山坡羊]怀古曲，高瞻远瞩、见解卓异，于历史兴亡现象中透视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又是历史的受苦者这一进步史观，表现出对人民深切的同情。其中[山坡羊潼关怀古]可以说是元散曲中的绝唱：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关中，历史上曾经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个王朝在那里建都，历时千年之久。我们可以从秦汉史、《阿房宫赋》、《西都赋》中知道，秦都咸阳的“宫阙万间”随着秦朝的灭亡化为了焦土;汉都长安的“宫阙万间”又是汉朝兴起后修建的。此后王朝有兴有亡，宫阙也有建有毁。在张养浩的时代，“西都”的“宫阙万间”早已“都做了土”，而元朝的京城大都却又修起了“宫阙万间”。因此，历代的统治者，总是聚敛天下、挥金如土，不惜民力财货大肆修建琼楼画阁、雕栏玉砌，这些都又怎样了呢?“今俱废”，眼前出现的只是一派荒芜冷落的衰败景象。一个个的新王朝建立，又一个个的走向灭亡;一座座宫殿被建造，又一座座的被摧毁;一批批的生命，一次次的被役使，遭践踏……张养浩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满腔悲愤，倾吐了惊心动魄的呐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忧国忧民之作，也多感慨世事变迁之意，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兴衰之感哪有张养浩的感慨更关乎民生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不可不谓博大精深，不能不令人钦佩，但张养浩的感慨则更进一步：无论国家兴衰与否，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惟一亘古不变的是平民百姓受苦受难。作者的历史观是进步的，见解是深刻的，审视历史的目光是深邃的。
三、张养浩散曲的意义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元代知识分子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所谓“九儒十丐”的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知识分子的地位极其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广大汉族知识分子被排挤到了统治集团之外。他们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向往多年的“修、齐、治、平”的人生道路走不通了，忠君爱国的理想化为了泡影，使得他们不由得怀疑儒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满腹的才情化为满腹的牢骚，开始悲观厌世。有相当的人便混迹勾栏以求生存，寄情山水以求心灵的慰藉。统治者排斥他们，他们转而鄙弃统治者;权贵们践踏和否认他们，他们也转而践踏和否定权贵;社会抛弃了他们，他们便转而抛弃了社会。因此元散曲的主题大多较狭隘情调低沉，缅怀古人则抒发仕途坎坷，居官得祸的感慨;回首往事则似诉人世沧桑，富贵无常的喟叹。在这种社会和文人现状下，张养浩的散曲创作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张养浩的散曲创作是对唐宋以来那种“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与态度的继承。他拓展散曲题材，在文人们用以游戏遣兴的这块世袭领地里引进了严肃的社会内容。表现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跟许多接近市井勾栏的散曲家大异其趣。而这些都和张养浩本人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
虽然元代血腥暴虐的异族统治打破了文人千百年来积淀的儒家风范，使他们在退隐林泉中以山水的纯净自然来洗涤心头的创痛，平衡心中的内心失落。但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已根深蒂固、难以磨灭，只要统治者信用和使用他们，他们便会一扫表面上的放诞、任性、颓唐潦倒，摩拳擦掌、一展抱负了。而张养浩则是他们中间较为特殊的一个，他既有着同一般知识分子相同的理想，又有着不同于其他文人的独特经历和思想认识。在他看来，官职地位、富贵利达并非君子的本来面目，君子的目的只是“致君泽民之心”。因而官位只是达到目的的载体和手段，倘“道不行而富贵利达”则应感到羞耻。此外，他在《牧民忠告闲中》里又提出“以义为命”。即用自身的道义、价值标准去决定进退，驾驭命运，且“进退皆有为”这些显示了他为人为官的高洁与灵活。这些认识决定了他虽为显宦，却能急流勇退;既已归隐却又再度出仕，勇挑重担。正是因为张养浩胸中装着国与民，具有大公无私、以天下百姓为己任的崇高责任感与道德感，他才会本着一颗为国为民心，为实现“使千门万户家豪富”的理想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综上所述，张养浩的散曲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并宏扬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极进步的思想意识。在历史与现实、个人与民众、私利与公义、人与自然等方面均有自己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独到的认识体验。他的散曲创作在题材开掘的深广度上堪称元代典范，继承了古代诗歌反映社会现实重大内容的优良传统，使现实主义的创作不致断裂。在元代曲界普遍沉浸在个人哀怨忧叹和愤世嫉俗中难以自拔时，他“第一次将同情民生疾苦的内容引进了散曲创作的题材领域”。使人“不啻于在百鸟啼喧中听到鸾凤的引颈高鸣，又仿佛在万马齐喑的旷野中听到大宛汗血的振鬣长嘶”!他的散曲在元代散曲中高标卓立，占据着无法取代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