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的智慧经过漫长的积淀，而终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800～前200）爆发出万道霞光之时，即在德国大师雅斯贝斯（K. Jaspers,1883~1969）所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1]在中国这片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神圣土地上，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放异彩、各领风骚的壮丽奇观，从而为中国奠定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2]博大精深、影响广远的坚实底蕴。作为《周易》两大部分之一的《易传》就诞生在这一人类文明群芳争艳的伟大历史时期。而《周易》的另一组成部分，即《易经》，则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初期即已基本形成。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珍贵文化典籍，它对于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国文化举世惊羡的空前繁荣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
《周易》这部“最正确、最有体系、洵吾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3]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外无数往圣时贤都对它怀有一种宗教崇拜般的特殊感情，并不惜皓首穷经，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都献给它。据史书记载，《易经》的注家不下千余，留下的专著竟有三千余种。
如今，在人类文明新世纪的曙光普照天下之时，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易学大潮，从而又为易学这一文化奇观增添了更加引人入胜的美丽风景。
面对这一文化奇观，我们不禁要问：《周易》为什么能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它究竟蕴含着什么宇宙大道而能显示出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和惊人的普适性？为什么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看到并理解它的人都会对它怀有一种与日俱增的忘我迷恋与宗教式的虔诚崇拜？《周易》究竟为什么日益显示出它那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极富启迪性的现代意义？……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人类文化之谜。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4]
让我们携手走进《周易》这座灵光四射的神秘殿堂，以悠久灿烂的文明史赋予我们的卓越智慧和宏阔视野，去亲自领略她那销魂夺魄的动人风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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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周易、易经、易传、易学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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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易经、易传、易学这四个概念常常被人提到，而且容易混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对它们有所了解。
《周易》起初是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后来，随着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人们的视野日益开阔，他们就开始对《周易》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诠释，从而赋予《周易》日益丰富的思想内涵。这在春秋时期已经相当盛行。到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放异彩。其中出现了对《周易》进行系统阐发的《系辞》等作品，汉人总称之为《易传》。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焚书坑儒，《周易》、《易传》等书因被当作卜筮之书而幸免于难，并继续流传。至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将《周易》与《诗》、《书》、《礼》、《春秋》作为经典并立于学官，都尊称为“经”，以示其为千古不变之常道，世人必遵之天理。《易经》被奉为五经之首。西汉易学家费直为便于人们学习《易经》，遂把《易传》与《易经》合编在一起，东汉经学家郑玄又将《彖传》、《象传》附于相应的卦爻辞之后，为多者所认同，广为流传，形成后来的通行本《周易》。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汉简《周易》，以及1995年左右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购回的战国楚简《周易》，皆与通行本《周易》不很相同，说明《周易》有许多不同传本。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传本是通行本《周易》，我们也将以通行本《周易》为主展开讨论。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对周易、易经、易传、易学作如下界定：
周易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周易》是指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由《乾》、《坤》、《屯》、《蒙》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构成。广义《周易》则包括狭义《周易》和《易传》。
易经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易经》即狭义《周易》。广义《易经》即广义《周易》。
易传还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易传》是指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狭义《周易》的经典诠释，共有七种十篇，即《系辞》上下、《彖》上下、《象》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汉人又称之为《十翼》，取意为十篇诠释狭义《周易》之作犹如《周易》的十个羽翼一样，助其在人类思想的天空中展翅高翔。广义《易传》则指包括狭义《易传》在内的阐发狭义《周易》的一切作品，其中有的汉初以后易学家的易学作品也称《易传》，如西汉易学家京房（字君明，公元前77～前37）[5]作的《易传》，北宋大思想家程颐（1033～1107）作的《易传》等等。
易学是指研究广义《周易》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学问的一门学科。
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周易》，是迄今发现的与通行本《周易》大不相同的另一个《周易》传本。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帛书《周易》古经，由《键》、《妇》、《掾》、《礼》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题、爻辞构成；另一部分是帛书《易传》，共六篇，即《系辞》、《易之义》、《二三子问》、《要》、《缪和》、《昭力》。[6]
1977年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中的汉简《周易》，是迄今发现的与通行本《周易》大不相同的又一个《周易》传本。阜阳汉简《周易》破损严重，只整理出3119字，其中属于《周易》经文部分的只有1110字，包括卦象五个，以及部分卦的部分卦名、卦辞、爻题、爻辞；还有不见于通行本《周易》的卜辞2009字，是认识汉代易学的重要。[7]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的战国楚简《周易》，是与通行本《周易》不大相同的又一个《周易》传本，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周易》传本，其内容似乎可以与流散香港的《周易》零简相缀合。上海购藏的战国楚简《周易》尚未全部公布，只在上海博物馆展览过两支竹简，简文有红色和黑色的符号，不见于通行本《周易》，有特殊的意义；简文内容与通行本《周易》几乎相同。[8]
这些《周易》新版本的问世，对于促进《周易》和易学的深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1993年3月出土于湖北江陵的王家台秦简《归藏》，有两个版本。这不仅使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古人的“三易”之说，而且还要求我们重新研究《周易》的成书问题，把中国经学的研究推至前《周易》时代，以致于改写中国经典和经学的历史。[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