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

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
提要 在人口思想上,汪士铎与马尔萨斯有着基本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贫困、动乱的根源在于过剩人口。汪士铎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抑制人口增长的。汪士铎人口思想中的积极内容是:继承和了前人关于人口每30年增长一倍的思想;比较地阐述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提倡晚婚和优生;提出了与人口相关的富民思想;提出了与人口问题相关的重商思想。

关键词语 汪士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理论

汪士铎(1814—1889),字梅村,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清末的地家。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经过商,中过举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为业。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记》、《梅翁笔记》、《南北史补记》、《水经注图》等。留存下来的只有前三种,其中《乙丙日记》是一部谈人口问题的主要著作。
学术界曾经有人把清代乾嘉之际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的马尔萨斯。著名中国思想史学家赵靖先生认为:“洪亮吉并不能算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个头衔应该归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汪士铎。”[1]我1994年在赵靖先生门下进修时,先生就这个话题亦提到过几次。笔者由此受到启发,于是试图把汪士铎与马尔萨斯进行对比,他们的共同之处,并进一步探讨汪士铎这个在建国以后学术史上历来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内容。
一、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共同点
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铎早半个世纪,他是资本主义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汪士铎则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两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马尔萨斯同时还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创始人,汪士铎由于处在半殖民地时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某些方面的,对此并不陌生。他们两人的人口经济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
(一)认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
马尔萨斯认为,由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的有限,而食物又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加上两性间必然的情欲不断加剧着人类的繁殖力,因此其结果,人口的增长势必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还把这二者之间增长的比例关系数量化。他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2]
汪士铎也有和马尔萨斯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穷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虽然没有象马尔萨斯那样,认为生活资料和人口是按日趋扩大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增加,但仍明确地指出“国家人浮于地者数倍”、“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乙丙日记》卷三)。他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已经越来越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导致贫穷。这与马尔萨斯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二)关于生活资料低速增长的观点
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这就要回答为什么生活资料会增长得慢,而人口却增长得快。
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增长得慢的原因,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存在着一个肥力递减的。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收益会依次增加;但当投资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增加的收益(利润)就会依次减少。这里应当注意,马尔萨斯并没有排除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只不过他认为那不会改变质的区别,农业生产技术只会有可能调节递减数量的进程。农业技术的改进,会使投资的增加和利润的递减“这两桩事情不一定老是采取一致的步调”罢了,因此“当资本一再投入土地时,它的利润最后总会渐次递减的”[3]。正是这种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造成了生活资料增长的缓慢。
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论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而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则缺乏这样一个看似“深刻”和“科学”的根据。但汪士铎虽然没有使用“土地肥力递减”这一名词,实际上也意识到了土地肥力和农业技术这两个问题,不过这二者在他看来全都是令人绝望的。他说:由于“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乙丙日记》卷三)一切可以垦种的土地都种植了庄稼,资源全都利用完了;农业种植技术已开发到了尽头,糠壳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连草木都没有了,仍然不够吃,人为的力量已经毫无办法。在他看来,现有生活资料来源已经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