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先抓住并区分了“古”与“元古”不同的文化原型，即儒家所复之古为一有形的西周之“近古”，而道家所复之古则是“行而无迹，事而无传”的原始之“远古”，并进而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复古思想深深并奠定了后来文学的复古心态和思维，前者主张回复到进入文明的西周礼乐盛时，为设立规范化、制度化的文化框架，而后者则要超越在文明、文化中容易形成的体制化、概念化框架，以恢复人与自然的原始的和谐以及人对外在世界直接的、浑全的感知和接触。于人们习称的'“复古”之外，拈出“复元古”一路的审美追求及其文化渊源，这就成为该书一个最大的亮点。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善于把这种对于中国诗学的阐释，放到世界文化视野中进行审视，以古典主义、反文化思潮、原始思维、现象学等西方学说为参照，来“阐发”儒、道各自的复古思想及其美学意义。这样的，就不仅扩大了中国复古思想的理解途径，而且对中西诗学的汇通、对人类共通的美感视境的探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于“古”与“元古”的文化原型的揭示，无疑地使作者的论述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起点和的支撑点。作者的兴趣和探寻当然不是这样的浅尝辄止，而是要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这就涉及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风人之致”和“雅人深致”之间区别的蕴涵。可以说，这个看似微观的小问题其实牵涉到一个人们习而不察的宏观理论问题。因为古今论者对此没有区别的兴趣，甚至往往将其混为一谈。《世说新语